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石刻佛教造像   

江  东
 

    世纪末的2000年，在香港抢救收回牛首、虎首、猴首等三件圆明园生肖铜像，举办圆明园国宝全国巡展，将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四件秦俑原件借展到京……这一系列活动，使保利艺术博物馆这座成立仅一年多、国内首家国有企业兴办的博物馆一时声名远扬。进入新千年，保利艺术博物馆又对外开放了中国古代石刻佛教造像艺术专题陈列馆，再次令人为之震惊。

    了解到保利在海内外征集中国古代石刻佛教造像已有一段时日，也耳闻保利拥有一些不错的藏品，但真的步入保利石刻佛像陈列馆，我们还是惊呆了——展品档次之高，保存之好，令人难以置信；它们肃穆庄严矗立在砖红色基调的展厅内，沐浴在主次分明、设计别致的灯光里，尊尊石像神彩飞扬，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一、

    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佛教造像窖藏的发现，让世人了解到青州是北朝晚期中国佛教雕刻艺术的一大中心，而且艺术水平位居当时全国前列。与此同时，关于青州北朝佛教造像的收藏与研究，在海内外渐成热点。在国内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下，保利艺术博物馆近年来征集到一批青州北朝佛教造像，为抢救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又做出了新贡献，并使之成为除青州市博物馆外，国内收藏青州北朝佛教造像最集中、最系统的博物馆。

粗略计算，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的40余件石造像中，青州造像占了三分之二。其中，既有背屏式三尊造像和带背光佛立像，也有单体佛立像及单体菩萨立像，更有罕见的半跏思惟菩萨像，类别颇为齐全。它们的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及隋代，涵盖了整个青州佛教雕塑艺术的颠峰期。其中北魏正始四年(公元507年)比丘尼法想造弥勒三尊像，为已知有准确纪年的、时代最早的青州造像，较以往学者们关于青州造像约始于北魏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的推测提早了10余年，而且它所体现出的形制为背屏中间立主尊弥勒佛（图1），主尊两侧为胁侍菩萨，背屏上方雕作捧塔、弹奏箜篌等姿态的伎乐飞天，主尊与胁侍间分别雕翔龙，翔龙口吐莲茎、莲蕾，上出莲台，莲台之上即立胁侍菩萨。这种形制与时代稍晚的青州背屏式三尊造像大体相同，结合其娴熟的雕刻工艺，我们有理由相信，早在公元6世纪初，青州佛教造像艺术即已大体成熟。

	千余载的风风雨雨，特别是以“三武灭佛”为代表的大规模毁佛运动，使留存至今的北朝佛教造像大都残损严重，特别是单体造像完整者为数极少。即使是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石佛像，绝大多数均残断成若干碎块，有些仅剩下身躯，甚至是手、腿等局部。保利艺术博物馆所展出的这批青州佛教造像，也有一部分未能躲避当年的“法难”，但经拼接、粘合，现已基本完整，有的仅是手臂等个别部位残缺。更为难得的是，其中一尊通高达118厘米的北齐佛立像（图2），通体未见任何残损，纤细的双手依然完好，表面贴金彩绘亦大部分保留下来，甚至连底座亦原样保存，堪称罕见的奇迹，在目前所见的北朝青州单体佛造像中，此件佛立像当属保存最为完整者。想来，当是由虔然的佛教徒，不惜冒生命危险，违抗诏令而将之偷偷埋藏在地下，才有了如今的完整。佛教讲“有缘”。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些佛像能够完好地保存到1400多年后的今天，也确实与今人“有缘”。
图2

当然，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张令妃造背屏式佛三尊造像残损严重，所存部分已不足原作的三分之一。但令人惊叹的是，这一部分恰恰保留了150余字的发愿文，明确记述了像主姓名、雕凿时间及目的等方面内容，书法水平较高，而且发愿文的右侧及上部尚有雕刻精细、内容丰富的线刻画，特别是右侧的建塔图（图3），描绘人们砖砌佛塔的场面，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中国佛塔的形象，对研究北朝时期的佛教建筑具有难得的价值。
	（图3）

	由于是优中选优，保利艺术博物馆所展出的青州佛教造像几乎件件精美绝伦。佛宝相庄严，菩萨仪态万千，他们大都面含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深邃微笑，凝视其双睛，相信许多人都会受到感染，并有所感悟。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衣薄贴体，特色鲜明，系典型的“曹衣出水” 样式，即按照当时大画家曹仲达所创立的式样雕造的。北魏晚期至北齐时期的一些菩萨像，或雕饰繁复，或繁简相宜，但皆线条圆转，手、足等部位质感清晰鲜明，予人以独特的美感。单体圆雕的北齐思惟菩萨像（图4），以往发现不多，而其中艺术水平最高的当属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尊。其像通体比例协调，面部五官及宝冠、项圈、缯带等服饰雕刻精细入微，而胸部以下包括长裙等则雕饰相当简洁，使观者的目光集中在菩萨端严俊美的头部，显示出创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与精妙的创作手法。
图4

二、

1994年，河北定州城东北一座古代寺院基址内出土了6件北魏至北齐时期佛教造像，这是北朝晚期定州造像的一次重要发现。虽然它们曾见诸于著述，但当时所刊图片较小，且不全面，其重要性尚不为学术界所充分认识。保利艺术博物馆与河北定州市博物馆合作，使这批造像中的5件首次在京公开展出，让人得以窥其全貌。

这批造像最珍贵之处在于，它们表面的彩绘仍得以大部分保存下来。特别是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吴易兴造观世音菩萨像（图5），为背屏式造像，通高39厘米。像正面雕观世音菩萨立像，菩萨周围用朱彩和墨勾绘头光、莲花和莲蕾及火焰纹等；背面墨绘一株菩提树，树下有一头戴花蔓高冠的菩萨，半跏趺坐于束腰藤座之上，正在右手支托面颊静虑沉思。菩萨右侧还绘有一丛挺立的花草。整个画面的线条婉转流畅，意境深远，显现出极高的绘画技巧。佛三尊像、双菩萨像等3尊像，亦以彩绘表现树下思惟等内容，惜多已漫漶不清。即使这样，这些造像为探索当时定州造像的制作工艺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而且，这一时期的纸、帛质绘画现多已不存，所以对研究北朝绘画艺术亦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图5

　　以往所见北朝时期的菩萨像，皆姿态端庄，而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定州北齐供养菩萨像，身躯扭转，姿态灵动而优美，在已发现的数以千计的北朝定州造像中，尚无一例与之类似。这尊菩萨像，汉白玉质，身躯丰满圆润，头扭向左侧后有圆形头光，双手合什，偏向右侧；双眼微眯，嘴角内凹，面露微笑，格外惹人喜爱。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尊菩萨像应用了玉器中常用的“俏色”技法，将天然石料的外形巧妙变作菩萨一例的形体曲线，并保留黄褐色的石皮为菩萨的袈裟，增强了造像本身的色彩变化，可谓匠心独运，令人为之叹赞。这些都极大丰富了人们对定州北朝造像的认识。

		除北朝时期的青州造像和定州造像外，保利艺术博物馆还展出了一批北朝至唐代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所出佛教造像，其中亦不乏难得的佳作。最值得称道的，当属一尊唐代汉白玉思惟菩萨像。 这尊思惟菩萨像（图6、7），1972年出土于陕西陇县火烧寨的一处寺院遗址内，采用圆雕、透雕等多种技法雕刻而成，至今保存极为完整。其造型已不似北朝晚期思惟菩萨像那样作半跏趺坐，而是左腿支立在束腰藤座之上，
图6	图7

    保利艺术博物馆同时展出的几尊唐代砂岩菩萨头像，最小的残高亦有56厘米，最大的残高达91厘米，它们因形体硕大，而别具艺术震憾力。  

    以往人们欣赏石造像，只得深入僻远的石窟；能集中欣赏早期的单体石佛像，更是极为困难。保利艺术博物馆“中国古代石刻佛教造像艺术专题陈列馆”，展品数量可观，且大都属难得一见的珍品，向人们集中展现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艺术的精华。它的建成和开放，实在是新世纪之初中国文化艺术领域可喜可贺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