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旧藏《鸟谱》
李 湜
(故宫博物院 副研究馆员)
乾隆朝，是清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和发展时期。乾隆帝仰仗其雄厚的国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展开了一系列编纂与整理历史文化典籍的活动，官修书籍达120余种之多，为历代帝王修书之冠，所涉猎的范围包括经学、数术、小学、音韵、诗文、词章、典章、图志、天象、医学、书画、鉴藏等等，如编修有《四库全书》、《华夷译语》、《乾隆版大藏经》
，绘制有《乾隆十三排地图》、《皇朝礼器图》、《兽谱》、《诗经》及《鸟谱》等。这其中的《鸟谱》共12册，其1至4册在1948年随清宫的大批珍贵文物，被蒋介石国民政府运至台湾，目前，被保存在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内
；而其第5至12册则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所藏的这8册《鸟谱》，除最后一册为32开外，其余皆为30开，合计242开。每册的画幅尺寸及装裱形制均相同，即纵41.9公分、横43.9公分，为左右对开式的“经摺装”，右页绘工笔重彩花鸟画一帧，涉及鸣禽（图一）、攀禽、陆禽、猛禽（图二）、涉禽和游禽等六个生态类型的鸟，数十个品种，左页以汉、满两种文字书写其名称、形态特征、产地、习性，并抄录《尔雅·释鸟》
、《诗疏》 、《禽经》 等典籍中的相关著录。在每册画幅的前后均添有纸质的空白副页和1厘米厚的楠木夹板，以防止画心硌伤、受潮等。为了便于保管和取用，在楠木夹板上均阴刻有图名“鸟谱”及该册的序号。
此套《鸟谱》无作者的款印，仅在部分开页上钤有清乾隆“五福五代堂宝”、“太上皇帝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及“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玺印数十方。在其第12册也即最后一册中，有乾隆朝重臣傅恒、刘统勋、兆惠、阿里衮、刘纶、舒赫德、阿桂、于敏中等人的题跋，为该画谱的研究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资料，其曰：“右鸟谱十二册，为图三百有六十。内府旧藏故大学士蒋廷锡设色本，乾隆庚午春敕画院供奉余省、张为邦摹绘。并命臣等以国书译图说，系于各帧之左。迄辛巳冬竣事，装潢上呈乙览。凡名之讹者，音之舛者，悉于几馀披阅举示。复详勘釐正，并识其始末。臣等窃惟《尔雅·释鸟》一篇，列叙綦详，注疏家据引纷如，往往阙疑莫考。他若陆玑之广《诗疏》，张华之注《禽经》，傅会滋繁，折衷鲜要。盖泥于古，则无以证今；拘于方，则不能通俗，且肖形未备，斯格致无徵焉。兹谱所录，凡云飞水宿之属，各以类聚。辨毛羽、志鸣声，考饮啄之宜，纪职方之产，雌雄雏鷇，稽述靡遗，洵足为对时育物之资，博考洽闻之助矣！矧夫亭育所周，远逮绝域，若鷟鸑尔之羽，至自伊梨；大雀之卵，来于安息。并获纪自宸章，另图志实，故当与西鹣北隼同载幅员盛事云尔”。由此跋文可知，这套《鸟谱》从乾隆庚午年即1750年开始绘制，到乾隆辛巳年即1761年完成，历时十一年。还可知，该《鸟谱》是根据内府旧藏蒋廷锡的图本所摹，其摹绘者是乾隆朝画院供奉余省和张为邦。
蒋廷锡（1669－1732年），字南沙、扬孙，号西谷，江苏常熟人。康熙朝进士，官至大学士。他工绘花鸟，并在与宫内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掌握了一定的西洋画技法，故其花鸟画既宗法恽寿平的没骨花鸟，讲求设色施墨，不见笔痕线迹；又参用西洋画法，注重物体的明暗、透视及写实逼真的视觉效果，是康、雍朝重要的词臣画家。蒋廷锡为了展示自己政治才能之外的艺术才华，曾经不断地向朝廷献上署有其名款的画作，仅被皇家内府编纂的《石渠宝笈》著录的就有71件（套），其中以图谱的形式敬献的大型画册，除《鸟谱》外还有《鹁鸽谱》
和《百种牡丹谱》 。蒋廷锡的《鸟谱》深得皇室，尤其是雅好书画的乾隆帝喜爱，命将其藏入紫禁城东六宫区内的御书房，以便随时观赏。同时，谕令宫廷画家余省、张为邦共同摹绘一套副本，以便备览。余省（1692－约1767年），字曾三，号鲁亭，江苏常熟人。自幼从父习画，妙于花鸟写生。乾隆二年（1737年）被户部尚书海望等人荐举入宫，在咸安宫画画处供职。他拜同乡蒋廷锡为师，所绘花鸟虫鱼，既承历代写生画传统，又参用西洋笔法，造型准确而富于生趣，成为宫廷画家中最得蒋氏真髓者。乾隆帝对其画艺颇为赞赏，曾说：“法常写生擅流辈，草草但取无人态。徐黄胶粉复太工，院本习气刻楮同。余省权衡得其中，理趣神解参无穷。”法常是南宋著名画僧，以笔墨萧散虚和著称；“徐黄”是指五代时期花鸟画创作中，代表野逸派画风的徐熙和富贵派笔意的黄筌。乾隆帝认为他们的画作各有得失，唯有余省能达到“理趣神解参无穷”的境界。因而，在乾隆朝，余省被列为一等画画人，享有极高的待遇。张为邦（一作维邦），生卒年不详，江苏广陵（今扬州）人。他与其祖张震、子张廷彦皆以擅绘而在清廷供职。他工绘人物、楼观、花卉，为启祥宫画画人，曾受乾隆帝的旨意，随宫中西洋画师郎世宁等人习画，从而将西洋画的技法融入到创作中。
事实证明，余省、张为邦复制《鸟谱》的工作十分必要，因为蒋廷锡的原作早已流出宫外，至今下落不明
，而这套奉敕摹绘的作品，与清宫旧藏蒋廷锡的《鹁鸽谱》册、《花卉草虫图》册、《桃花梨花图》轴、《芙蓉鹭鸶图》轴等，在花鸟的勾描晕染、造型体态、审美意趣上基本一致，因此，可以通过这套摹本来想见蒋氏《鸟谱》的原貌。这套《鸟谱》运用工笔重彩画技法，以连绵而富有弹性的线条塑造鸟儿形貌，又以短细的笔触，一丝不苟地刻画出鸟儿背部羽毛坚密光滑、腹部羽毛蓬松柔软等的毛羽质感。为了增强其真实性和立体感，又巧妙地吸收了西洋绘画的光影技法，以深浅不同的色调，表现出羽毛或厚重或轻薄的视觉效果，并通过对高光部位的强调而渲染出鸟儿明亮的眼睛（图三、四）。作为衬景的花草（图五）、树木（图六），以清代花鸟画坛最为盛行的恽寿平“没骨”法表现。这种用色彩或墨直接点染的技法，由于不必受制于轮廓线，因而更具有摇曳多姿的生动性，可以充分体现出花木的自然秉性及形态特征。这些点景的花、木虽然所占画幅的比例较小，但是，它们巧妙得体的穿插、陪衬，为画面增添了生态空间的真实感，从而使鸟儿们在田间溪畔、树柯草丛间的行止饮喙、翻滚飞翔、剔爪梳翎的各种体态，显得更富有活力和情趣。
余省、张为邦的《鸟谱》摹本绘成后，乾隆帝并没有把它仅仅看作是一套纯属观赏性的普通花鸟画册，而是把它作为供皇室了解各地区鸟类的物种、名称、生理特征、栖息环境、迁徒、繁殖习性、育雏行为等的一种博物图志。因此，又敕命大学士傅恒、刘统勋、兆惠等8人对每一帧鸟儿加以注释，释文不仅要用通行的汉文，还要用被视为“国语”的满文。同时，释文不能照抄蒋廷锡《鸟谱》原有的内容，而是要重新加以考证和审定，“凡名之讹者，音之舛者，悉于几馀，披阅举示。复详勘釐正，并识其始末”；并且“辨毛羽、志鸣声，考饮啄之宜，纪职方之产，雌雄雏鷇，稽述靡遗”。这套“洵足为对时育物之资，博考洽闻之助矣”的《鸟谱》，由于乾隆帝的高度关注、画家们的精心绘制，以及臣子们的严谨考证，而成为历史上开页最多的工笔重彩花鸟画册
，和最有研究价值的鸟类文化形象资料。
出于备览的需要，乾隆帝并没有将这套《鸟谱》与蒋廷锡的原作同置于御书房内收藏，而是将它存放在紫禁城内的另一处重要居所－重华宫内。重华宫是乾隆为皇子时，自雍正五年（1727）成婚后的居所。他常在此举行重大的筵宴、雅集活动，内中庋藏有许多他所珍爱的书画作品，如宋代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卷、米芾《蜀素帖》卷、范宽《溪山行旅图》轴、明代文徵明《寒林钟馗图》轴等。同时，还将《鸟谱》收入《石渠宝笈重编》，并对其做了详细的记载。
继《鸟谱》之后，乾隆帝又谕令余省、张为邦依照《古今图书集成》、《山海经》等典籍记载中兽类的名目，合绘了一套从麒麟瑞兽到异国奇兽共180种动物形象的《兽谱》（6册，合计182开，纵40.1厘米、横42.5厘米），其煌煌巨制的创作规模、“经摺装”的装裱形制、右图左文的对应格式等均与《鸟谱》相同。这些图谱既记录着清代朴素生物学的观察、思维与表达特征，也体现出清代宫廷绘画的审美、技法与表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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