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年代——自
序
郭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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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先生有过一句戏言,说过去写书,常有一些诸如“迎面走来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的描述,倏忽间,自己也要跨入五十的门槛……呵呵、呵呵呵的笑声,不知是感叹过去年轻气盛意气风发正走在大路上,还是自己“不惑”将至感同身受,并没觉出太老的得意与激情?抑或仅仅是为当初过于撇清的判断与结论而搪塞?总之,他的话给我带来了沉甸甸的压力。生命无常,浮云一世,我们当然无需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三盛事而探头探脑苦心积虑穷尽一生,可也不能沉湎于邦邦邦敲门,以为二奶三奶驾到的鼠目寸光蝇营狗苟的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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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二十一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对电视机里世界各个角落的欢呼雀跃感到漠然(我甚至以为这种聚众疯癫的行为,不是揭伤疤就是对未来没信心,无头苍蝇似的上蹿下跳中掩盖或发泄的是一种慌乱、复杂、打不开慧眼的焦虑。毫无疑问,是弱者在用自弹自唱的挽歌,为强者吹奏着时代的号角)。逝去的昨天与即将到来的明天能有多大的区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已然见得太多太多,何须再用一个新百年新千年。时间只是一种刻度,一个标签,一个便于表述的概念,就像月末年尾同事们爱开的一句玩笑:“下月见”、“明年见”,现在无非又多了一个噱头——“下世纪见”。跟要“千年等一回”似的,真是庸人自扰平添烦恼。可当我提笔再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我发现”上世纪“的昨天的确与我已密不可分,紧箍咒一般形影相随,横竖都绕不过了。于是,这时候我才真正有了比世纪钟声更为撩拨心绪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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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海口干杯》和《城市狩猎》两部长篇之后,我一度陷入了挥之不去的苦恼之中。我发现,在叙写今天的同时,越来越难以绕开昨天,一条脉息“勾老病”似的牵扯着思维与意识,社会、历史、价值、人性等等,等等,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暂停下来,作一次深情的回眸,踏着蛛丝马迹寻找自己今日局限的根源所在。君特·格拉斯说文学的功能在于记忆。过去的故事仍然是现实的一部分。帕尔·维斯特伯说——作为作家必须往回看,必须记住那些故事,回顾那些实实在在奠基在深层的模式,追溯湮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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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话题饶有趣味,文坛曾为此沸沸扬扬。他们在动乱的年代里混沌初开懵懵懂懂,来不及系统吸收就进入了眼花缭乱的新时代。他们既没有大哥哥大姐姐那样的沧桑与沉重,也不能像新新人类那样无牵无挂大喋“对,酱子(这样子)”的完全自我,懵懵懂懂的年代带给他们的是懵懵懂懂的印记,使他们在人生路上始终梦魇桎梏,一惊一乍,总有一种难以尽兴的别扭,即通常所说的“尴尬”。《朵朵木》、《逃》、《豹子湾》就是这样一组回眸与寻找的小说,把三篇同类项题材集结起来取名为“我的年代”,表达了我此时此刻的心境。当然,它还远不足以说明什么,更无消解或重构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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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几位批评家的言论,他们大都是“六十年代出生”的“同路人”。洪治纲是批评界里近年来的骁将,是一个抱定要“永远的质疑”的人,“他以密切关注当前创作现实为特色,注重于对文学创作方法、文学思潮演变和文学发展轨迹的跟踪研究和思考”,并且“能够勇敢而锐利地坦陈自己的一家之言”(冯牧文学奖奖辞)。伍立杨有“新锐”、“新文人”之美誉,长期在大报当记者,见识深厚,著作甚丰,具有沉郁的古文功底,颇得民族文化的精髓,尤其文笔老辣得使未曾谋面之人都以为他是个七老八十的老学究。李洁非是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批评派的中坚人物,首提“反崇高”、“伪现代派”的命题,九十年代起又在审视“城市文学”中独树一帜,成绩斐然。这里所选他《残酷,然而是游戏》一文,是从对《海口干杯》到《城市狩猎》的诸多批评中特意撷取的,它恰好印证了我长篇创作踏步停顿后的反思,并由此催生出三个同类中篇的过程。可谓影响至深。出道甚早的晓剑兄和阿廖兄例外。晓剑作为知名的知青作家,如今著作等身才思不绝。他的视角独特而尖锐,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阿廖兄既写小说,也写评论,对文坛上的风云际会可说见解独到,他对文坛种种现象的概括与综述,也颇有建树。有这样一些挚友学长的金玉良言,我显然受益匪浅。特表感谢。也在此一并感谢海南省作学协会、南海出版公司使小说得以集结出版。
2002年9月 于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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