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由的悲情哲学
　　　　　　　　　　　　　　——论郭潜力的中篇小说《逃》

伍立杨

　　郭潜力有写海的天赋。他把社会的特殊年代的记忆放在海上来进行，方式独特而予人感触特深、震动特大。

　　“我”是一个中学生，因为青春期和社会憋闷的双重夹击，和一小女生发生暧昧，为值勤人员拿获。仿佛大雷雨的前夕——心理压力像黑云压城，四围催逼。


　　于是开始了逃亡。天地至广，然而对他来说，在那时候，又几乎是对任何人都如此，硕大的天地就是硕大的罗网。学生找到了大伯，老人家是扛过枪渡过江的功勋人物，但他们似乎也不能给侄子提供一个得力的保护。一种不安全感，从头至尾都在笼罩彼此的身心，但大伯毕竟是压抑氛围中一个朦胧的希望。然而它几乎是宿命地先验地渐次地破灭了。社会的魔化的压抑也转移到了海上，大伯与海洋的搏斗很无奈，欲作突破未能成为现实。最后创痕累累，为海洋所吞没。他是一个不自觉的殉道者。

　　从理念上来讲，海是当时惟一的自由的象征，一个人心较为宽阔的寄托。但它始终是若即若离的，海的肆虐，狂暴，无情，都在笔触的蠕动中得到落实，恰恰是社会的荒谬的转移。出海的过程，一是风浪的折磨袭出，陷阱迭出，一是大伯的精神支架，他满嘴的词汇，都是左倾右倾、资本主义、冒险、盲动，两方合龙，构成一巨大的隐喻，他对西方的批驳，和他事实上的不自由，又构成极大的反讽。因此，对学生仔来说，他双重的希望，实际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和绝望，危机四伏，逃无可逃，避无可避。逃是一种必要实行的精神愿望，而终点站，仍然只是存在于想象和永远的期盼之中。大海的内涵和表征得到深郁的揭示。在海上，社会的记忆在人头脑中不由自主的时刻反溯，小到细微到白杨树和榕树的对比，都含有人化人性化的因素。

　　人们经常举出一个老迈的命题：为什么要自由？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或谓，人生而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是人的本性。自由不需要一个理由。自由，则符合人类本性；不自由，则违反人类本性。但并非人人皆以为然。独裁者和权力狂就以限制他人的自由为职志。“人生而自由”意味着自由不需要一个理由。然而，对于那些感觉不到或不相信人生而自由、或者对于那些生而不自由的人来讲，自由也许需要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必须在自由之外寻求。与自由相反的是奴役。奴隶制是一种制度化的奴役，然而奴役并不随奴隶制之被废除而从人类生活中彻底消亡。奴役与被奴役，放弃自已的自由与剥夺别人的自由，既是文明社会中的一股逆流，也表现了人性中之惰性、阴暗之处。而“人生而自由”的乐观假定，却忽视了人性的这种阴暗之处。不过，也许正是从自由的反面——奴役——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自由的理由。

　　在逃亡的过程中，求自由的天性在学生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深深的挫折感一直如影随形地附丽于他的身心。无疑人生而言对他是一个“苦杯”。而挫折几乎可以说是作品的主题。字里行间充斥着排山倒海的孤立感，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它是传统的，但更是新型的悲剧。而求自由的理由也就在其中。

　　对大伯来说，死亡才是他的自由，这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悲情的药方。对年幼的“我”来说，最是不自由处，也就自由了？结尾处，一个沉重的命题推到了前台。现实的沉重和高度理想的色彩构筑成一个巨大的象征。我们反躬自问，当有不寒而栗的感觉。这是他那反讽和隐喻的力量。也许生命的价值就在挫折和孤立中得以凸显，因为里面有着隐约的却是镌刻般的信念。

　　挣扎和失败或许并不全是浪费，年轻的莽撞甚至他的盲目代表着寻找。虽然希望的元素是那么的遥远。这也恰是“我的年代”的精神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