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色匆匆
　　　　　　　　　　　　　　　　　　　　　　　　　　　　　　　　　　朱秀海

　　叶楠先生去世前几个月，在家养病的日子里，每到下午四五点钟，就会打一个电话来，与我闲扯一通。他知道我的习惯，一到这时，准是离开了电脑，在家中无所事事地游走。开始时我还不大适应，后来习惯成自然，一到时候，即使手里的工作没完，也会停下来，等他的电话。
先生是我的前辈，海军中公认的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家。年轻的时候，他的三部代表性电影作品《甲午风云》、《傲雷一兰》、《巴山夜雨》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而到了晚年，他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再次为他在高手如林的中国文坛上赢得了荣誉。垂暮之年，先生的散文越发清雅如诗，令不少同辈和后辈有高山仰止之叹。
　　然而我和先生的关系却不属高山仰止一类。作为同事，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又由于年轻时曾与先生的胞弟白桦先生一起工作过，我与先生的关系，很早就进入了一种半师半友、常常还是友多于师的境界。
　　先生向来在同道中享有正人君子的清誉，他的性格中既有庄子的旷达散逸，又有屈原的深沉奔放，只不过前者显后者隐罢了。先生的故乡在淮水，按地域讲应是楚人，骨子里拥有许多《离骚》的执著和《南华经》的飘逸是不奇怪的。而无论是屈原和庄周，骨子里又都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孤傲，这一点在先生身上表现得也很明显，只要和他长期接触，就能感觉得到。
和这样一个高人打交道，我却常常觉得如鱼得水，如沐春风，甚或是游刃有余。其中的原因是，　　他挚爱真善美的文学。
　　眼下这个年月，若要说谁一生挚爱美、真、善的文学，别人可以会看成笑谈，但在叶楠先生，这却是真实的。非真、非善的文学不在他的法眼之内，而不美的文学则绝对与他的文学信念无缘。初见时节，先生给人的感觉宽厚温雅，有长者之风，然而接触愈久，你就愈会明白，不在他的表面而在他的内心，好的文学和不好的文学在时刻泾渭分明，甚或是势不两立，有时甚至能达到对他认为不好的文学嫉恶如仇的地步。
这就是我和先生的得缘之所。我虽然也算是个楚人，接受得更多的却是《老子》中和光同尘、抱朴守拙之类的观念。对于文学中的许多纷争，向来抱一种恍兮惚兮，若在其中，惚兮恍兮，若在其里的态度，用叶楠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糊里糊涂，什么都是好的，怎么写都行。我认为自己心胸博大而深具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口中不说，但对我的兼收并蓄绝对不认同，坚决地不认同。
这时就故意设置些争论，目的在于让先生自己说出什么样的文学才是好的和最好的。虽然口称老叶，其中心中尊为大师，能用这种办法窃得一些真经，自然是只赚不亏的买卖。
　　先生不会看不出我的伎俩，常常灿然一笑，便突然结束了与我的谈话，让我设下的局面无疾而终。
　　不过有时也把持不住。这样我就得了手，心中窃喜，渐渐知道了在他眼中，所谓好的文学是些什么样的作品。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先生喜欢诗经和楚辞，喜欢李白的诗、枚乘的赋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外国文学中他尤其锺情俄罗斯文学，在俄罗斯文学中又尤其推崇普希金、屠格涅夫，对诸如《上尉的女儿》，《驿站长》，《猎人笔记》，尤其是后者中的《白净草原》，直到晚年仍旧一读再读，许多章节能脱口而出，不胜唏嘘赞叹之至。他钦慕不已的俄罗斯作家中还有蒲宁和斯帕捷尔纳克，但他绝对不讲出来。你要一点点逼他，他才会偶尔露一点。先生有一件事一直让我惊讶，又让他着迷：他和别人不同，不喜欢谈论自己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就像不喜欢外人走近自己的房间一样。我就不同，在俄罗斯作家里，我当然也喜欢普希金和屠格涅夫，可我也喜欢别的作家，譬如陀斯妥也夫斯基，有一阵子，我对布尔加科夫迷得五体投地，让他嘲笑了好一阵子。我对他的嘲笑并不介意，我读书的口味和我悲天悯人的情怀（自己夸自己吧）相一致，更多的时候是饥不择食，逮着什么读什么，只要一部书能打动别人，也就能打动我，然后滔滔不绝地向他讲我的读后感，所谓言之不足，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先生是长者，君子风度，他是不会和你争论什么的，但他不回答你的热烈，就是不赞成，不同意，甚至难过。
　　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样的讨论就成了一种游戏。我有时会装出一种懵懂无知的样子向他请教，其实对要问的事早有自己的一已之见，只是想听听他的反应，于是就做出谦恭的样子，故意挑出一些话题引诱他上钩，让他们激动，说出自己的看法，然后突然加以反驳，不是因为他的话不对，只是觉得必须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坚持是我的权利，坚持才能显出我的存在，而且只有坚持，才能将争论持续下去，使气氛热烈。对于前辈，我们这些后来者实在占有太多的优势。但是这样的图谋（他还没有查出病来时）常常会失败，他一旦发觉你在挑动他内心深处某种最真实的感情，让他激动，就会突然王环顾左右而言他，从王国维一下子转向今天的茄子多少钱一斤，我当我不会回答也不知道答案，于是大家哈哈一笑，各自散去。
　　但是他患病了。其后的四年间，由于生活全部转为在医院的进进出出，写东西的时间明显少了，与人闲聊的时间突然多起来。这时当然不便再故意逗老爷子，但这时你又会发觉，当他养病的时候，从家里走进你的工作间，除了文学，你还不是不知道和他谈什么。他不喜欢谈自己的病，希望你忘掉他是个病人，而你又发觉只有谈文学，话题才能热烈，而过去那些被搁置的话还在，你一直没有忘记，并且怀疑他其实也一直没有忘记。
　　于是就谈起来。这时的他，虽然仍对你满怀戒备，但也许是自己也想讨论这些话题，就不由自主地说起来。不过由于戒备还在，他时不时仍会突然打住，于是彼此会意，相对哈哈大笑，散去。
　　有一天终于明白了，除了文学，他还真不知道、也不愿意和你谈些什么。
　　透露一点秘密。越是晚年，先生越成了一个毫不妥协的唯美主义者。越是舆论一片叫好的作品，如果与他内心的美文学的观念不符，他也绝不会为他说上一句好话。他的沉默是他的风度，不表明他看得起这部作品和写出这部作品的人。虽然年过七十，但我会时常发觉他每天读的当代人的作品比我还要多，于是也就多了许多的痛苦。
　　而这时他就想找个人聊聊，可你却告诉他你根本就没有读过这些作品，他的痛苦越发严重。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是不是又有了天下皆浊我独清之叹？他不回答，却还是要和你说起这些作品。这样的谈话对我来说唯一的好处是，听了先生的评论，我再也不会去读这些所谓的“大作”和“精品”了。
　　当然被他排斥的作品中也有你喜欢的。这时心中就有些不快，过后平静下来想，又觉得他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先生的道理是他一生都把文学看得极为圣洁，在这块圣坛上，哪怕你的东西仅仅是写得不好，也会让他愤怒，因为他觉得丑陋的作品是不该出现在这块地方的。你要干就想办法干好，不然就别干。
　　他第一次入院，要做手术，头天黄昏，我去看他。他从病房里将我带至楼下草地边坐着，我以为我们会谈些他的病。可是没有，那个黄昏，他说起的还是一部刚在文坛上引起轰动的作品，他的表现是非常不耐烦，他说这个东西，不好。这人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
我默然。这次不是装傻，因为我确实还没读过这部作品。
后来的四年间，他一次次入院，又一次次回家养病，只要回来，他都会打个电话，说我回来了。我明白，他又想找人聊天了。
　　去世前最后一次去医院，是个下午，比平时都早，他来了电话，说我要进去了。几年里我对他在医院进进出出已经习惯了，加之手头正在忙活，就随口回答说你进去吧，过两天我去看你。说完了才意识到不对头。电话那头沉默了。我明白他还不想马上走，他还想像往常一样聊一会儿。
　　我把正在写的文章存了档，回头陪他聊。
　　说了一通闲话，依然是文学。一个我一直在追问、他一直都躲躲闪闪不愿回答的话题涌上来。我问：
　　“能不能告诉我，你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小说家是哪一位？最好的小说是哪一篇或者几篇？
　　他沉默。我意识到他或者又像往常一样想回避我的问题。
　　“蒲宁。蒲宁晚年的短篇，《热昏》、《三个卢布》、《在巴黎》，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说。”
　　我有点发愣。以前我知道他喜欢蒲宁，却没想到他内心中是这样看重蒲宁。我想反驳。
　　“斯帕捷尔纳克呢？《日瓦戈医生》呢？
　　电话那一端沉默了。我没有听到回答。
　　“《战争与和平》呢？”
　　他沉默。
　　心气儿这么高的他到了垂暮之年居然这么高看蒲宁，让我有点不服。
　　“没有别的作家，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静静的顿河》，只有蒲宁，行吗？
　　“不行。可是没有蒲宁，文学就可以没有了。”
　　我们再没有谈下去，因为他一直等待的车到了，他去了医院。
　　这天下午的电话聊天对我来说收获是巨大的，我终于明白了先生心目中最好的小说是什么样的了。得到这个答案，可不是容易的事啊。
　　几天后我翻出了蒲宁的书，找到这几个短篇，仔细地读，意识到自己有点明白先生为什么会认为它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说了。
　　三个月后我和朋友再去医院看他，他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但精神还好，和我握了手，听我说了几句应景的话，就沉默着。五分钟后，他突然烦躁地说：
　　“你们走吧。”
　　我吃了一惊。我忽然明白了：先生所以烦躁，是因为今天我不能再和他谈论文学了。
　　不，话或者应当反过来说：今天是他觉得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和我谈论文学了。
　　我当然没有马上离开，我在心里说，我一定要留在这里，陪他说半个小时的话，一定要坚持医生允许的半个小时。
　　……
　　到今年的四月五日，叶楠先生逝世就一周年了。去年送走先生后的一段时间内，终日忙忙碌碌，倒也没太多地觉得少了些什么。可是最近这些日子，不知为什么，常常会频繁地想到他。尤其是每天下午的四五点钟，关掉电脑，一个人兀然独坐的时候，会突然想到，电话铃会不会突然响起，先生会不会再突然打来一个电话。可马上就会想到，先生不在了，他快逝去一年了，再也不会来电话了。这个世上，再也不会有另外一个人，像先生一样和你十几年如一日地聊文学了。这一瞬间，内心里深藏的那一点平日意识不到的痛楚，就会像傍晚荒原上的暮气，突然爆炸式的弥散开来。

　　　　　　　　　　　　　　　　　　　　　　　　　　　　　　　　　 2004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