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乡春秋（序）
　　　　　　　　　　　　　　　　　　　　　　　　　　　　　　　　　　　　杜兴成
　　今天是5月7日。我选择这天来完成《诗乡新世纪文艺作品选》一书的“序”，是为了不忘54年前的今天，我出生在美丽富饶的诗乡——绥阳。
　　冬去春来，日月如梭。如今的绥阳，早就没有了我儿时所见的模样。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剪裁与洗礼，绥阳换上了年轻漂亮的新装，诗乡的美名也一天天的远扬。
　　我十分庆幸，我的家乡叫诗乡。我曾走遍整个中国，可我还没有发现有那一个地方敢与她同名。
　　我不是史学家，我无法考究为什么几百年了，最终人们还是把诗乡的桂冠戴在绥阳的头上。我只知道绥阳人爱诗，能写诗。从古至今，绥阳处处留有诗人神秘的遗迹。
　　从东汉时开始，文学家尹珍就在绥阳讲学，办学，建起了“尹珍学堂”。唐朝三百余年，绥阳作为古播州的所在地，黔北文化中心，诗的传播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绥阳城西的“白氏庙”，相传为白居易的后人所建。绥阳城东的“杜家院子”，明代建有“钟鼓楼”，这里居住的是与杜甫、杜牧同一家族的移民，有《杜氏族谱》为证。绥阳旺草的“怀白堂”，据说为李白流放夜郎时的寓所，县境内的“太白镇”更是与李太白之名有关。大溪源中的“儒溪书院”（原名“柳公书院”），据传也是柳宗元在播州任职时所建。另外还有陈子昂之后修建的“陈子昂祠堂”，一直保存至大清。
　　由于唐代诗歌的影响，绥阳在宋、元、明、清都有诗人辈出。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绥阳新老诗人、文艺人才更是济济一堂，有300人之多，他们在全国众多报刊、广播、电视上创作发表文艺作品数万件。现在看来，绥阳被冠名“中国诗乡”是当之无愧的。
　　绥阳新诗的发展，我认为应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五十年代绥阳写诗的人较少，在外发表诗的只有几人。廖公弦的代表作《山中月》等一批好诗也是从六十年代初发表的，曾在省内外产生过一定影响。之后，郑德明、黄定才等成为绥阳新诗界的活跃分子。
　　我和李发模是在中学时代开始创作发表诗歌的，我俩在绥中同年级，同年龄，是最好的朋友。记得有一年《新绥阳报》同时发表了我俩的诗。那时的“文艺主编”是赵宋永，他非常能写，我们都很羡慕他。在后来的日子里，郑德明、黄定才看中了我和李发模，并主动找到了我们各自的家，约我们加入他们大人的行列，一同写组诗，帮我们修改作品。那时，绥阳一批新人成了真正的工农兵作者。
　　1969年春夏，以李发模、田天威（上海下乡知青）和我为主，在绥阳成立了一个以知识青年为代表的“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创作组。当时的叶桂林（女）、王素芳（女 遵义下乡知青）、张亚尔（女 上海下乡知青）、江世明等都是创作组的成员，我们常常相聚，集体写诗。
　　69年冬，我参军到了贵阳。七十年代的那些日子，每每我回乡探亲，绥阳文艺圈就要组织“吃转转饭”，特别是当省里来人组稿时，大家定要集中。那时，贵州人民出版社还专门为绥阳一个县出了两本诗集——《喷泉集》、《娄山新花》。为了“吃转转饭”，我们一群人走东家，串西家。记忆中走得最远的一次是去李发模家，好几十里路，好几十号人，大家边走边谈，谈的尽是些诗话。在我印象中，“吃转转饭”的主要人物有：郑德明、黄定才、李发模、吴仲华、韩述华、崔笛扬、董佳佳、刘萍，还有我。这些人都是诗乡早期的骨干。应该说，“吃转转饭”发现了诗乡的人才，推动了诗乡的形成，提高了诗乡的凝聚力，激发了诗乡的进取精神。在“吃转转饭”的人群当中，涌现出了几颗耀眼的“诗乡之星”，他（她）们的作品走向了全国，震动了诗坛，也影响了整个文艺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两件，一件是李发模的叙事诗《呼声》（原载《诗刊》1979年2月号），一件是我作曲的歌曲《战友之歌》（原载《解放军歌曲》1979年1月号）。后来，这两件作品都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大奖。
　　记得那时，贵州诗坛有两位红得发紫的农民诗人，他们的作品屡屡在报刊出现，影响很大。恰恰，这两位诗人都出自绥阳，他们是吴仲华和韩述华。
　　在绥阳写诗的人群中，后来又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如：卜宗学、何居华、李长远、黄明仲、张思良、万登学、陈钰、刘志模、徐驰、秦永刚、蒲雪儿等。他们均为诗乡的发扬光大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我细读《诗乡新世纪文艺作品选》这本集子时，我为书中许许多多的诗作所感动，这些作品清新流畅，富有哲理，落笔大气，情动心灵。
　　如今的新诗正处于一个艰难时期，园地少，市场小，读者躲在一边不买不看。前不久我应邀参加“新诗界”在北京举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和座谈会，诗界名流和众多评论大师欢聚一堂，畅谈了各自对当今诗歌的困惑。听了他们的发言，我从音乐的角度悟出一点道道，即：今天诗歌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在于“诗没有了节奏感，诗没有了歌唱性”。古代“诗”原本起于“歌”，故称“诗歌”；古人写诗是将它吟唱而出，诗中有歌，歌里出诗。唐诗宋词之所以流传至今，我想与此不无关系。中学时，我能背诵毛泽东当时发表的所有诗词，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因为毛诗是填词，极赋音乐感，易读易记。然而，我们今天的诗一味追求“新”与“深”，只顾自己理解，不让别人懂得，太阳明明是红的，可他偏偏说成是黑色。写诗不但没有了韵觉，就连标点符号也一律取消，散而淡。所以，现在的人们宁肯去听歌，看电视，读一点散文和小说，也不愿去品尝那些乏味的“朦胧诗”。
　　幸好的是，我们绥阳的诗受其影响不大，一直保持着自己传统的风格和独特的韵律，因而在读者中仍有一定市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绥阳虽叫诗乡，但不光光是写诗的人，其实各类名士比比皆是。
　　我们再说说散文吧。散文家族在绥阳兴起的时间并不长，但一经出现，便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在这本《诗乡新世纪文艺作品选》中，有的散文短小精悍，有的散文故事动人，有的散文犹如匕首，有的散文浓笔抒情，读后都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我想，它们基本代表了目前绥阳散文的现状与水平。
　　其实散文并不难写，然而要写出一篇真正的好散文却终生难求。散文的指意非常之广，按巴金先生的观点，一封好的信，一篇美妙的杂记，几页抒发感情的随笔，甚至于短篇的叙事小说都可称之为散文。我也曾写过几篇散文，最初不敢寄出，一是怕字句不通，刊物不发，二是怕别人笑我不务正业。可我试着投了几稿，没想到寄去就用，而且还邀我参加全国散文笔会。现在看来，写散文不在于多么花哨，全在于笔中有情，文艺作品最讲究“艺术的真实”和可信。编出来的文章是永远不会打动人心的。
　　绥阳人写小说的历史比较长，年岁大一点的有李泽民、赵宋永、郑继禄，后来的有吴继忠、刘涌、万登学、吕金华、田野等。前些年兴起写小小说，这方面张思良开了一个好头。
　　说起绥阳的戏曲和音乐，完全不亚于散文、小说一类，特别是60年代，绥阳还有剧团，宣传队，每年各区、社都要来县里会演，地方戏曲种类繁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以县文化馆和绥阳中学为代表的文艺演出十分活跃，其水平也是居周边各县之首。那时，我既是校乐队成员，也是县宣传队队员，我们下乡演出倍受观众欢迎。
　　记得郑场有位作者陈文涛，他写的东西不少。绥中有位音乐教师郑廷瑜，他组织排练的节目也不少，我们都是他培养出来的音乐人才。早年赵宋永、李发模也写过不少剧本，后来吕金华、田野是这方面的骨干。在音乐创作方面，莫厚平、郑一君是绥阳在外发表歌曲最早的，之后又有了更多的音乐、舞蹈人才，如：彭燕修、笪斯勇、王华礼、陈正常、魏元强、李若影、王元萍等。其中彭燕修是绥阳音乐界的佼佼者。
　　诗乡同样汇集了一大批书法家、画家、摄影家。在外工作的有著名国画家祝焘，著名摄影家金德明。在县内耕耘的书法家有杨守智、张启常、冯承章等。画家有兰盛茂、游江、游山等。摄影家有杨进、罗麟、白光华等。
　　另外，绥阳还成立了“诗词楹联学会”，有以张贵禄、汪德仲、杨守智、何世俊、汪太昕、韩达山、杨秉昌等一批老文艺家，他们常年累月聚集在一起，为诗乡的文化建设默默奉献。
诗乡的人才数不胜数。诗乡的建设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爱。诗乡曾迎接过著名诗人贺敬之、李瑛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文学艺术家前来观光。诗乡的文化底蕴如今更是雄厚。诗乡绥阳的未来必将赢得更大荣光。
　　我愿我们的诗乡春天更加绚丽，秋天更加迷人。诗乡的春秋将永驻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