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我命运的庇护神

　　　 　 　 　　 　 　 　 　 　 　 　 　 　 　 　 　 　 秋 叶

　　我自打念书起，母亲就非常支持，记得第一天入学，她亲自送我到学校，以后上学就天天自己去。初小四年里每次考试拿第一，母亲比谁都满意。
　　1948年初小毕业后，很快就考入了青廉完小。学校离我们秋山村三里路，每天来回跑着走。可恨“老天”不作美，先旱后涝连年受灾，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分钱也挤不出来，尽管学校收费很少，也是一筹莫展。怎么办？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就和同学张玉生提起这件事，恰好他也正在发愁。于是我俩就想啊想，结果办法还真地想出来了。离我们村十多里有个叫“下车”的村子，星期天正遇赶庙会，我俩从烧饼铺赊二百个烧饼到庙会上去卖，一个赚一分钱，所需的费用也就暂时解决了。说也巧，我俩找的那个烧饼铺的师傅，正是我本家院的一个叔叔，当我们向他说明困难后，他立马就说：“行，我把烧饼给你们做大点儿，准保好卖。”果不其然，我们的烧饼在庙会上一亮相，很快就卖完了。可没多久，由于家里的生活更趋困难，为了先解决全家人的糊口问题，当家的二哥不让我再去上学了。辍学后，几乎每天都背上筐子跟母亲到地里、到树林子里去寻野菜，捋树叶、扒树皮……但时间不长，由于心情郁闷和生活条件的恶劣，我病倒了。母亲见势头不好，对二哥说:“二小子，快套上牛车给偏妮（我的奶名）看病去，好好一个孩子，不能这样就完了！”
　　1950年全国解放后，家里的生活情况开始有了好转，随后传来许多中学招生的消息，我前后去了行唐、正定、石家庄等地，一共考五次试，结果甭说正榜没名，连草榜也没挂上个影儿。五次考试我们同行的四五个人都吃了“干烧饼”。回村里怕见到父老们脸红,有时只好挨到天黑才进村。
　　来年初，经过校长同意 ，我又回到了青廉完小，这次是来补习高小课程的。辅导老师叫罗延宗，既热心又仔细，虽然补习只有三个月，可解决了不少问题。随后听说灵寿县师范要招一个附属的初中班，以解决像我这样求学难的问题。经过报考，我被录取了。
　　可到了学校不久，又遇到了“钱”这个老问题。由于我们是县师附属的初中班，不是“师范”性质，不仅要拿书费，还得全部自付伙食费。为这事，我们给石家庄当时的韩专员写了信。不多时专员就回了信，对我们的困难很同情，叫校领导想办法帮助解决。果然县师的老校长周有华同志经过慎重考虑，派人经过多方调研，真给我们想出了法子：即叫在校住宿入伙的同学每人拿出二十元钱做股份，雇辆胶轮大马车，去山西阳泉煤矿跑脚运煤，以此赚些钱来补助伙食费。
　　当时的伙食费每月四块多钱，用运煤的钱每月每人可补两块五毛。这个法子确实不错，待校长和大家商量后，就给全班的同学放了一个星期的临时假，回家弄钱。回家后，和家里说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拿不出钱。一个星期过去了，两手空空又返回了学校。后来车是雇下了，钱也赚来了，但是没有投股的没有份，班上很快就有七八个同学退学了。我是吃了饭不给钱，还是硬扛着。一天，在南方工作的大哥回来了，我回家探望。见大哥放在炕上的旅行包里有钱，眨眼的功夫从中数了二十五块钱，只给母亲说了声，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了学校。到校后立刻补交了所欠的伙食费和二十元钱的入股费。天啊，谁知大哥的钱不能用！他说，那钱是向单位借的路费，所以当他发觉我拿了钱后，速速追到了我远在县城的学校，找到校领导，把我已交的入股费又要走了。由于手段不妥，撞了南墙，情急无奈，我哭了，哭了一天又一天，这大概是我从记事以来最伤心绝望的哭。哭完了还是没办法，只好又一次回了家。
　　“老天”补过，这次回去正碰上二哥去村社里卖了两包棉花回来，他左手拎着包袱皮，右手攥着一把钱，还没站稳脚跟，母亲马上就说：“二小子别去量高粱了，先给偏妮拿去吧，不够再借点，我多可怜的孩子！”
　　真是绝处逢生，这下我又有出路了。后来由于我是烈士之子，国家每月给我发十二元五角的甲等助学金，这下上学的费用全解决了。困难没有了，学习的劲头就大了。1954年毕业后参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学校学习，成绩全优。不久，由于国家需要，受令急赴大西北支边，然后风风雨雨几十年。1996年退休。退休后的生活安定、幸福，我又开始了人生老年阶段的学习。回想自己的人生之路，学习使我有了知识，能为党和国家作些贡献，这其中关键时刻母亲的庇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我学习的支持和鼓励使我没齿难忘，更坚定了我活到老学到老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