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 知

　　　 　 　 　　 　 　 　 　 　 　 　 　 　 　 　 　 　 　 　 严秀军

　　小时侯我们村西口北面的高坡上住着一户赵姓人家。那男的因为是解放后的第一任村长，人们尊称他为“赵官儿”。赵家的女主人大约四十多岁，大家都叫她大枝儿（那时候的妇女是不兴叫名字的，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这么叫她）她粗眉大眼，粗粗拉拉的脸配着一张大嘴，头发很少见光溜。总好像被谁抓了一把，老有些头发散乱在发髻的外面。略微发胖的身体，一双宛如开了线又蒸透了馅的大粽子的脚。尽管她性情温和为人厚道，且不善言谈，但很少有人到她家串门。那是因为她上面有一位年近八旬脾气古怪的老婆婆。这老人整天无缘无故地不是打狗就是骂鸡。听大人们说她年轻时很能干，现在老了，干不动了，眼看着人们满筐满篓地往家里背，她的儿子整天往村里跑忙活着互助组转合作社的事，心里的火无处撒，就老找儿媳妇的茬，但大枝儿并不与她计较，只是给她一个耳朵。仍旧喂猪喂鸡，缝衣做饭。
　　过了几年，老婆婆去世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枝儿家常来一个串门的。他干瘦干瘦的身躯，背还有点驼，他就是住在村西口南面那个长着一颗花椒树的干净的小院里的孤老头严老栓。大约有六十来岁。
　　这一天上午，只听门吱扭一声响，之后门帘掀起进来的正是老栓头。坐在炕上纺线的大枝儿抬起头说：“你来了。”“嗯。”老栓头应了一声就坐在炕对面的白色的长凳子上。之后伸手从腰里抽出烟袋，把烟袋锅伸进黑色的布烟兜里，装了一锅烟，用火石三下两下打着了火，放到烟锅里，叭嗒叭嗒地抽起烟来。他一边抽一边目光专注地看着大枝儿右手不紧不慢地摇着纺车，左手随着纺车锭子的飞转，那手中的长圆棉絮变成了又细又韵的棉线。这棉线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白萝卜似的穗子。
　　大枝儿听着叭嗒叭嗒的抽烟声，纺车不停地转着，眼看着箩筐里的穗子一个个增加。
　　看看桌上的老座钟（据说是闹平分时从贫民团分来的）的大针快指到“12”了，老栓头站起身来抬起脚扣掉锅里的烟灰，把烟荷包往烟袋杆上缠了几圈边转身边说：“晌午了。”说话间来到门外走下高坡过了大街，向那座清冷的小院走去。大枝儿也下了炕抱柴烧火做饭耐心等着那个不吃饭不回家的赵官儿。
　　下午老栓头依旧坐在长凳上，叭嗒叭嗒地抽着烟。大枝儿有时嗡嗡地防线，有时嗤嗤地纳着鞋底。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一月月地流逝，老栓头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大枝儿坐在炕上纺线、做鞋、缝衣服……
　　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交头接耳地传着“那老栓头和大枝儿怎么怎么了……”
　　大枝儿从人们异样的目光中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为人厚道的她并没往心去。赵官儿依然忙着公社里的事根本无暇顾及人们的议论。
　　又是一年的冬天，老栓头依旧坐在长凳上叭嗒叭嗒地抽着烟，看着大枝儿坐在炕上做着针线活。大枝儿发现老栓头不住地咳嗽，还听到他喉咙里呼噜呼噜地响便说：“少抽点吧！……”老栓头“嗯。”了一声，又不住地咳起来。
　　第二天天清冷清冷的，大枝儿没听到熟悉的推门声。一个星期过去了依旧没有听到那熟悉的推门声。她开始不安起来，透过窗户上那小方玻璃向对街的那小院望去。？发现有人在出出进进，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一个大雪天的早晨，种着花椒树的院门口一根木棍上挑着一大抱剪得零七八碎的白纸，老栓头死了。
　　严姓的人们出来进去的忙活着，第三天快晌午了，要出殡了。戴着长长的布箍子的侄媳妇们坐在大车上用白布撕成的手绢捂着脸像演戏似的，呼天抢地地哭着“亲叔哇！”
　　大枝儿站在门前，到底儿没有勇气走下高坡，加入到那送葬的人群。目送着那黑色的棺材走出村口向严家坟的方向走去。她的眼泪刷刷地滚落下来，她在心底里冲着那棺材喊着：“老哥，对不住你了，凭白的让你背上了个不好的名声，我们连手也没碰过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