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年 的 伤 痕

　　　 　 　 　　 　 　 　 　 　 　 　 　 　 　 　 　 牛玉明

　　我诞生在1937年日军侵华的隆隆炮声中。此后，战乱、贫困和疾病接踵而至。灾难很快吞噬了我两个姐姐的幼小生命。我虽然年幼不知愁滋味，但在那没有欢乐的童年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仍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永不弥合的伤痕。
　　我的家在冀南地区一个贫穷偏僻的小村，从村东北到村东南被一条不长庄稼的沙河包围着。仅在方圆七、八里内就有两座日本炮楼，盘踞着很多日本兵。他们荷枪实弹，昼夜站在炮楼哨口和集镇“城门口”，虎视眈眈地威胁着手无寸铁的村民，而且还三日一巡逻，五日一扫荡地疯狂骚扰，烧、杀、掠、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使无辜百姓心惊胆战，鸡犬不宁。为了躲避日本鬼子夜间突然袭击，几乎家家都在村东沙丘的树林里，搭建了小地屋。所谓小地屋是在地面下挖一个大约深两米，宽两米，长三米许的长方土坑，在比较隐蔽的一面挖一个斜坡式的出口，当作门，土坑上面架上长短粗细不一的木棍，权作檩、椽。木棍上面铺上草帘、树叶，再压上一层土成为屋顶。屋顶大致和地面取平，上面再堆放些树枝柴草。有的在屋顶上还移栽些野菜，在出口处再散放些干树枝掩护。进小屋时最后一人背朝地屋门口倒着走，手拿搂柴禾的竹筢子，边走边划拉一些筢印儿出来，进屋后用柴草堵上洞口。这样，人们进屋的脚印儿就看不见了。我还记得在小地屋的墙壁上，掏了一个约一尺高，半尺宽，有一定进深的小洞龛，是放煤油灯的地方，以备母亲夜间衲鞋底儿缝针时取光。当然，要特别注意挡住灯光，绝对不能让屋外发现一丝光亮。然而灾难哪里躲得过去呢？
　　一个春天的早晨，天刚蒙蒙亮，突然传来鬼子扫荡的消息，乡亲们立刻慌乱地往村东树林中躲藏。母亲离家前把衣柜打开，把破烂衣物胡乱扔在地上，又把仅有的一点薯干掺糠的高梁面半撒在锅台上，为的是造成已经搜查过的假象，希望免受抢掠之灾。那天午后听说鬼子已经离开了村子，全家人长出了一口气，以为躲过了这场劫难。不料，一进家门，哥哥就发现牲口棚里仅有的一头小牛被鬼子牵走了。于是抱头痛哭。爹蹲在屋前的台阶上默默地流泪。全家人愁得长嘘短叹，无心吃饭，一晚上没有说话。后来，有人出主意，托人找日伪维持会的人，终于用二斗粮食，把小牛赎了回来。因为小牛又瘦又小，还不如宰一只鸡有油水，就这样免除了刀下之灾。在这青黄不接的季节，家里仅有的二斗救命粮没有了，真是雪上加霜。
　　1945年初夏，日本侵略军的末日快到了，炮楼的兵力减少了，抗日游击队和日本兵展开了拉据战。鬼子为了掩护自己的撤退和最后的挣扎，到处抓民工为他们挖战壕筑工事，民工稍有反抗，便会遭遇恶打或枪击。一天，我大哥被抓走，临走时拎着一把铁锹，头戴草帽，腰里只带着两块糠菜干粮当早饭。天过晌午了家里不见人归，下午又过了半晌仍毫无踪影。娘再也坐不住了，手拿没衲完的鞋底儿，从屋门口踱到院门口，来回转磨磨。也许是神经过敏，也许是精神恍惚，母亲说好像听见远处有稀疏的枪声，心里乱糟糟的。母子连心，娘有一种不祥之兆。过不多久，果然传来噩耗：我大哥在往回逃跑的路上，因捡被风吹掉的草帽，枪响后没能迅速卧倒，不幸被鬼子击中，当场身亡。天快黑了，尸体被乡亲们抬了回来，腰里还系着两块没有舍得吃的糠菜干粮。谁也不会想到长得五大三粗，吃苦能干，英武好强的大哥，早晨出门时还是一条活脱脱的虎虎生威的汉子，晚上归来，竟成了一具血淋淋的尸体。这晴天霹雳，刀光血灾，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家人和乡邻们含悲忍泪草草办完大哥的丧事，母亲病倒了，大嫂精神失常了。不久，小侄子因无人照料又病饿夭折。天塌了！地陷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从此人亡家破。懵懂年幼的我哪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破焉能有家的道理。
　　然而，随着我的日渐长大，听家人历数日寇侵华的滔天罪行，再勾起自己亲身只零片碎的经历，那烙印在我童年记忆中刻骨铭心的惨痛伤痕，已日益清晰，并不断地隐隐作痛。这是我们的民族和我的家庭世代难以忘怀的血泪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