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 稿

　　2007年4月3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与广州和平影业公司联合召开了“谢颐丰长篇小说《气血飞扬》研讨会暨电视剧签约仪式”，中宣部、总政宣传部的领导以及在京的评论家范咏戈、朱晖、吴秉杰、牛玉秋、白烨、胡平、丁临一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的领导以及评论家们对《气血飞扬》一书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该书通过八路军某监所的一群犯人们在我抗日政策的教育与感化下激发了民族尊严，并在一种极为特殊的形式下走向抗日战场的故事，表现了气血飞扬的民族精神。无论就选材还是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都突破了以往抗战小说的模式，呈现出崭新的审美特质，是继长篇小说《亮剑》之后的又一部军事文学力作。
　　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上市不到两个月，第一次印刷的8000册既已售罄，现在出版社正在加紧重印。广州和平影业公司经过与几家影视公司的角逐后，终于购得《气血飞扬》一书的版权，并在这次会议上举行了签约仪式。

　

《气血飞扬》作家访谈录

　　最近，一部名为《气血飞扬》的长篇军事小说正在京城热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2007年1月首印的8000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即以全部售罄，日前增印的5000册又被全部订购，电视剧的版权也在短时间内卖出。4月3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广州和平影业公司联合举办的“长篇小说《气血飞扬》研讨会暨电视剧签约仪式”隆重召开，与会的评论家们对这部作品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继《亮剑》之后出版的又一部军事长篇小说力作。
　　与会期间，笔者特意与《气血飞扬》的作者谢颐丰、责编张鹰聊了聊书里书外的故事。
　　笔者：您以前从来没有发表过小说，可是听说您来投稿时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谢颐丰：（大笑）口出狂言啊。当时一进门，我放下稿子就“扬言”我的作品是第二部《亮剑》，我非要向《亮剑》亮一下“剑”不可，决一高下嘛。其实，我心里也不托底，这么说就是想让编辑认真看看我的稿子。
　　张鹰：我当时听了这话，心里还觉得有点好笑。怎么都爱跟“亮剑”攀亲？稿子很厚，还全是手写的。我抱回家去看，看着看着就放不下了。故事非常吸引人，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没合眼。第二天天刚亮，我就特激动地给谢颐丰打电话，告诉他，稿子我要定了！
　　笔者：张编辑作了十多年的编辑工作，眼光已经非常挑剔了，您的书稿能被她看中，而且这么快就敲定下来，一定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就是，您出其不意地写了一群犯人的抗日，这在以往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中是极少见的。您怎么会想到写这些另类人的抗日故事呢?
　　谢颐丰：这和我的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1984年我从部队转业后就到吉林省长春监狱去工作了。当时，我读了大量的关于监狱史这方面的书。我发现，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在瑞金就有了自己的监所、教养员、感化员，尤其是进入抗日战争这一阶段，在延安以及其他根据地，比如晋冀鲁豫根据地，政府为了管理触犯了边区法律法规的有罪之人，相继建立了很多监所（监狱与看守所的统称），还制定了一系列监规监纪，对犯人进行管理和改造。关押的犯人身份各异，有汉奸，有土匪，有杀人犯，有纵火犯，有多情犯，有“嫖赌抽”，还有一些混混、懒汉。而这时期共产党的监所和旧监狱的不同就在于，实行了一些人性化的管理。在1940年左右，看守打骂犯人甚至侮辱犯人人格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但到1941-1942年，由于加强了这方面的司法工作，管教人员的水平不断得以提高，人性化管理方法也被大力推广，一大批犯人得到了感化和教育。
　　所以非常有意思，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竟然也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日力量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队伍。这可不是我编出来的。我看到不少的材料，当时，抗日民主政府的监所要时常面临被鬼子和伪军扫荡的危险。监所在被迫转移的途中，有的犯人实行白天分散晚上集中的方法，有的犯人帮地方民兵站岗放哨，有的犯人为了保护坚壁清野的粮食，还自发成立战斗小组和敌人周旋。 1942年，太岳地区，就是陈赓大将待的地方，边区法院偶然得知敌人要长途奔袭袭击太岳军区首脑机关的情报，立即派一个干部和一名犯人跑步去报信，路上正好碰到鬼子，两人都被抓了起来，让他们在前面带路。那个犯人利用一个机会挣脱绳子跑了，但他没有自己逃命，而是抄小路跑到边区军政机关去报信，因为非常及时，机关人员都安全转移了。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现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故事，这些犯人的抗日真的是非常感人，也非常让人震撼的。这也说明，当时共产党对犯人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很多犯人出狱后参加了民兵，还有人进入了边区政府工作，这些都有实例。当时边区监所人性化的管理以及人权上的进步都是值得我们现在司法部门深思和学习的。而这些在目前还并没有被我们充分地认识到。
　　我书里所写的人和故事都是有根据的，他们已经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十多年，现在终于问世了，我希望这本小说能在某种程度上给文学史填补一个空白。可以说，把这类题材系统地拉出来作为一个长篇在以前的军事题材领域里还没有。而借司法的角度去展现，也是我最原始的创作冲动。
　　笔者：就是为了这个梦想，您选择了提前退休？
　　谢颐丰：嗯。就是为了写小说，为了圆我这个做了几十年的文学梦！
　　笔者：就连您的妻子也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您曾经提到过，她甚至连动手术这么大的事都没有告诉您，具体是怎么回事？
　　谢颐丰：（长叹了一口气）因为提前退了休，家里的经济情况就很不好了。一只住着小平房，可妻子和女儿谁都没有抱怨过。2006年春天，正是我写《气血飞扬》最关键的阶段，我妻子得病了，医生让她赶紧住院做手术，但她怕影响我写作，就让女儿对我绝对保密，两个人跟我说去亲戚家玩几天，偷偷到医院做了手术，事后才告诉我，当时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了，哗哗地流啊，觉得太对不住她们了！我把手机关了，座机拔了，谢绝了所有的活动，钻进家里的厨房埋头写稿，我发誓，一定要用作品的成功来报答她们！
　　笔者：是的，家人的支持往往是最大的动力。
　　谢颐丰：是啊。我第一次来北京投稿的时候，我女儿怕出版社看不上我的稿子，她知道那稿子耗了我多少年心血，怕我受刺激成了神经病（笑）。一天打好几次电话，还发短信逗我开心。这次来开研讨会，她反而不理我了，知道我不会出事儿了。
　　笔者：可以说，您已经用自己的成功向她们致敬了。张编辑，听说已经有很多媒体都把关注的目光投给了《气血飞扬》？
　　张鹰：没错。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专门来给研讨会录制节目，中央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栏目、《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作家文摘》、《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等等多家媒体都派了记者专程前来采访，也使我们倍受鼓舞。
　　笔者：现在，《气血飞扬》不光小说卖得好，还卖了电视剧的版权。刚才袁军导演告诉我，当初他是一眼就看中了这部小说的，还连夜飞到沈阳去抢购电视剧的版权，是吗？
　　谢颐丰：是的。当时我非常吃惊。小说还没正式印出来，他怎么就得到了消息？后来我才听说，袁导是在晓笛书籍设计室看到书的封面和清样的。
　　张鹰：当时袁导通过晓笛那边打过电话来，他一上来就问作者的电话，特别着急，感觉好像晚了一步就会被别人抢了先机。我以前也常和导演打交道，他们买小说的改编权向来都特别慎重，因为一投资就是上千万，而且现在很多电视剧拍了却放不了，投进去的钱血本无收。所以这次袁导的反应如此急迫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谢颐丰：是啊，接到袁导的电话，我一开始都没反应过来。接下来就是喜出望外。他连夜飞来，更让我感动。袁导拍过《红色娘子军》等许多有影响的片子，他对《气血飞扬》自己独特的解读，尤其是对人物的内心挖掘，让我觉得遇到了知音。我们整整谈了一个晚上，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来的时刻，我决定把《气血飞扬》这部书的电视剧的版权卖给他所在的广州和平影业公司。我相信他们一定能把《气血飞扬》拍好！
　　笔者：拍电视剧的话，您觉得那个人物最不好演？或者说更容易出彩？
　　谢颐丰：李成文！
　　笔者：那个叛徒？
　　谢颐丰：对！李成文是个小知识分子，他有小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所特有的特点，比如，爱慕虚荣，喜欢带洋味儿的生活方式，作为他来讲，还喜欢女学生，喜欢权力，在那种艰苦环境当中，他活得很苦闷，尤其是他在犯人中间安插内线这件事暴露以后，上级严查此事，他感到自己被调到边区司法处当干部的希望落了空，于是更加压抑和苦闷，百无聊赖中，又和地主的女儿相遇，他也许只是因为精神上的无助，此时此刻恰恰需要一个女人的安慰，才和地主的女儿搞在了一起，又摆脱不了，结果把自己的前程毁了。后来，在孙大疤的威胁和引诱下，考虑到自己以后的出路，才作了错误的选择，也可以说他是很无奈地走上了投敌叛党之路。
　　塑造这个人物时，我特别替他感到惋惜。投敌最初，他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他知道要提几个条件，一是不能把监所的粮食给日本鬼子，第二个就是不能滥杀曾经是他手下的犯人。但是最后他为什么又变得那么残暴？这也是必然的结果，一是日本鬼子通过孙大疤给他很高的官衔、很大的权利，二是他决定要把孙大疤杀掉，以后永远没有人知道他当了内奸并葬送了同伴包括马大壮马看守性命的这件事。他为了保存自己，不惜牺牲自己战友的生命，并把孙大疤干掉杀人灭口，最终变成了极端自私极端残暴的人物。他的变化，在那个战争年代，很有典型意义，正因为有了这个人物，我觉得才使得最后马大壮和几名犯人的死更具有了美学意义上的悲壮，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暗算中，这在抗战中确有其事。都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话在此处得到了验证。
　　我一直在考虑哪些演员适合书中的角色，但我想来想去，竟然都觉得不合适，因为《气血飞扬》里的人物是突破传统突破惯式的，现在已经出名的演员似乎还真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
　　笔者：看来这是对袁导的一大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
　　张鹰：是的，对于很多导演来说，这都是一个机遇。《气血飞扬》刚刚上市，就有好几家影视公司把电话打到出版社来，想购买这部小说的电视剧版权。当我告诉他们袁导已经捷足先登后，他们表示遗憾的同时，又把目光盯到了谢颐丰的下一部作品上。
　　笔者：下一部作品？
　　谢颐丰：是的，《气血飞扬》是我计划要写的抗战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玩转鬼子》我也刚刚带来交给了张编辑，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别的出版社给我再高的版税，我也不去。因为解放军出版社是真正的大社，不像地方出版社功利性那么强，军人的书就要在军人的出版社出版！
　　笔者：从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军人的大气和对部队的眷恋！能给读者透露点《玩转鬼子》的内容吗？
　　谢颐丰：还是写抗日的，不过和以往的题材又不一样，主要是写利用民间智慧打鬼子的故事，不过就我个人感觉，这一部的情节比《气血飞扬》更精彩！我要把填补空白进行到底（笑）！
　　笔者：那我们拭目以待！希望能早日看到您的新作！

　

卑微生命的人性尊严

　　　　　　　 　 　 　——评长篇小说《气血飞扬》

　　　　　　　　　　　　　　　　　　　　　　　　　　　　　　　　　　　李丹阳

　　谢颐丰的长篇小说《气血飞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表现的是八路军监所的犯人们在一场关乎民族生存的战争中灵魂的涤荡与生命尊严的萌发的故事，在已有的众多抗日题材的作品中，无论题材的选择还是故事的展开方面，都算得上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了。
　　“犯人”，这两个字在很多人眼中，无疑是被烙上了罪恶和耻辱印记的，应该在狱所的管理下，悄无声息地改造自己的灵魂，以求能够早日出狱得到自由。而人们对这群人的关注也是极其有限的，偶尔冒出来的一点好奇，也常常就在稍纵即逝的瞬间过后，遗忘于自己的忙碌之中，自然是乌飞兔走，两不相干。
　　然而，当这群犯人的身份不再那么普通，当他们是抗日民主政府的犯人，当一切本应像往常日子那样理所当然地继续发生却又被突然打断——当抗日民主政府遭到鬼子的扫荡，当关押他们的监狱遭到敌人的袭击，当管理他们的所长在掩护他们撤离时不幸牺牲，当负责带领他们重返组织的看守腿部中弹，当他们突然脱离了管制，一切就突然变得不再简单了。
　　此时的犯人们，可以说是被动地处于人生最为关键的一个岔路口，但是他们同时又拥有选择以后人生道路的主动权。生存意志是人类性的，在严酷的战争状态中，当生与死横在面前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人的心理变化，是极其复杂、更加微妙的。为了活着，人的选择有可能在瞬间发生质的转变，或者走向伟大，或者走向渺小甚至卑贱，良知与丑行常常就在一念之间。更何况这又是一个十分特殊且复杂的群体，他们身份各异，甚至劣迹斑斑，有做过小偷的，有当过土匪的，有嗜赌如命的，有抽大烟上瘾的，还有曾经给鬼子当汉奸的……
　　作者的高明就在于他巧妙地设置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境——特殊的人群在特殊的年代必然会有特殊的故事。生欤死欤？系诸一发。小说就在这样的选择性悬念中跌宕展开，也向我们昭示了故事的发展必将伴随着一场场残忍而艰难的内心搏杀。
　　强烈的求生欲望和人的很多本能反应同潜在的道德意识在每个犯人的内心复杂地交织和纠缠着。是抓住时机逃离犯人队伍从此隐姓埋名乐得逍遥快活，还是冒着危险返回谷山监所继续保持犯人身份接受劳动改造，抑或转身投敌卖点情报谋个一官半职享受荣华富贵？于是，有人迷惘了，甚至企图偷了同伴的钱财远走高飞；有人投敌了，极尽所能踩着自己难友的身躯求得飞黄腾达；有人动摇了，一边偷偷出卖情报，一边又在同伴面前演着“苦肉计”，两边讨好，以图双管齐下，稳留后路；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留在负伤的马看守身边，昔日在抗日民主政府中接受的教育和改造，如今监狱所长、看守和战士们的拼死掩护，已经使他们心目中“犯人”的概念逐渐淡化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无比骄傲、自豪、光荣的抗日战士的精神与豪情。
　　当然，生的挣扎是真实而且迫切的，在《气血飞扬》中，作者突破了英雄与犯人的身份界限。想到敌我双方力量的巨大悬殊，曾经是犯人的王二糊涂和曾经是监所看守的李成文都开始左右摇摆，他们既给敌人当内线，却又对敌人隐瞒了一些重要信息，他们都希望能给自己留下更加保险的生的道路。他们都一直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但本应成为英雄的李成文却一错再错，最终身败名裂，而王二糊涂则在马看守和其他犯人的感召下，最终用自己的一死掩护了同胞，使自己卑微的生命重新获得尊严，而他们身份与灵魂的错位，也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看到了战争中人性的颤栗与升华。
　　英雄，曾几何时，是“敢为天下先，一击定万民”的非凡之士，平民百姓何敢妄称英雄！更何况是一群犯人。经历了死亡的恐怖与战火的考验，他们更加深刻地反省了自己以前的行为，也重新认识了生命的价值。他们在战争中洗涤着自己的灵魂，往日的恩恩怨怨，都在同仇敌忾中化解得无影无踪。曾经被列为“罪行”的偷盗赌抢各种绝活被他们巧妙地运用于同敌人的周旋斗争中，他们的机灵、智慧甚至有时透出的匪气，常使事态发生出人意外的大转折，他们偷鬼子的洋行，炸敌人的炮楼，端伪军的据点，劫日伪的法场，他们的抗战传奇纵横开合，妙趣横生，让人击节赞叹，心下大快。他们释放出来的狂放的生命力更如火山喷礴般一发不可阻挡，虽然他们既不是八路，也不是民兵，又不是游击队，但他们的爱国心和英雄气却毫不逊色给任何人，面对日寇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他们或横眉冷对，或破口大骂，飓风难摧，气势如虹；赢得战役的胜利，他们会大碗喝酒，大口吃菜，毫无顾忌地畅露心扉，或侃或谈或哭或笑，甚至还吹着大牛，汪洋恣肆，酣畅淋漓；他们在战争中也赢得了自己的爱情，尽管那爱情尽染死亡的鲜红与悲壮。一寸河山一寸血，尽管他们没有任何正式编制，只有一身的草莽气息，但即使师出无名，却也壮怀激烈，甚至昂扬赴死。他们生命的价值也因此而变得悠长、久远，一直伸展到天地的尽头，历史的尽头。　　

　　

历史深处的感动

　　　　　　　 　 　 　 　 　 ——评谢颐丰的长篇小说《气血飞扬》

　　　　　　　　　　　　　　　　　　　　　　　　　　　　　　　　　　　郑彦视

　　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了以长篇小说《亮剑》为代表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热潮，这一热潮一直延续至今，仍时有标新立异之作横空出世。最近出版的谢颐丰的长篇小说《气血飞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就以其独到的艺术视角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进行了新的挖掘和提炼。
　　《气血飞扬》的独到之处在于其塑造了一批具有传奇色彩的主人公的形象，与以往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主要着力于英雄形象的塑造所不同的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群边区政府的罪犯，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内心深处的民族尊严得以激发，并在人性的良知和民族感情的召唤之下参与了抗日战争，在战争中他们不但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也升华了自己的个人品质，完成了从罪犯到英雄的转化。这部作品中充满了诙谐幽默，也不乏英雄主义的悲壮和柔肠百转的儿女情长，传奇叙事之中渗透着革命正义，战斗的激情结合着人性的温馨。
　　作者采用了传奇的叙事模式。这部作品之中的人物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们不是形象高大的军队战士，也不是绿林出身的豪杰，而是一群名不见经传的边区罪犯。他们的首领是一个赌鬼，外号“赌三”的钱贵。他由于惯赌而获刑入狱，是一个老于世故却又十分仗义的人物，颇得其他罪犯的佩服和支持。他的手下有男有女，有贪污犯、土匪、小偷，也有吸毒者，可谓三教九流，人员复杂。人员复杂，性格各异，行事方式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可是除了汉奸孙大疤投敌、二汉奸王二混混有些动摇之外，他们对民族大义的毫不动摇的坚持和对基本的传统道德的遵守却是一致的，这是他们由卑微的生灵最终升华为大写的人的基础。
　　这群犯人的经历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日军扫荡，监狱被攻，犯人在监狱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分路撤退。可是所长杨明在保护犯人的时候不幸身亡。他临死前把重要的档案文件交给了随在身边的犯人梁满柜——一个盗窃抗属小米而入狱的犯人。于是梁满柜就开始了艰苦的寻找副所长的征程，以期把文件交给他，完成所长赋予的人物。另一部分犯人男男女女十来个在监狱看守马大壮的带领下死命逃出，可是马大壮却负了伤。于是他们在赌三的带领下救护看守打击日军。赌三和小偷“小耗子”冒险进城，弄到了大批的药物和现金。这时候由于汉奸犯人孙大疤叛变和后来的王二混混的动摇，这支犯人队伍多次面临绝境。有抗日干部的被捕，也有犯人们的被逼做劳工修炮楼和做慰安妇。不论面对何种情况，他们都以极大的勇气和忠诚，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在被敌人奴役甚至施以酷刑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动摇自己的立场，而是发挥自己的“特长”——赌、偷、飞镖等等，不但自己摆脱了困境还打击了日伪军，立下了战功，成为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
　　男女犯人们在一起关押的日子里、在共同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感情，并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情感故事，小耗子和女犯人“大白菜”在监狱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恋人，但是监狱里的严格管理使他们不敢表露出来（除去刚开始时的越轨），但是在监狱被破坏后险象环生的日子里他们却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大白菜在小耗子的面前被日军蹂躏，后来又被迫做日军的慰安妇。在这种奇耻大辱面前，大白菜没有寻死觅活而是顽强地和敌人作斗争。小耗子也去掉了传统的陈腐观念，以亲手对日本人的惩罚洗刷了他们的耻辱。另一对恋人梁满柜和红秀的故事和他们也有类似的地方。梁满柜和红秀都是因小罪而入狱。他们在狱中产生了情感，在同日本人作斗争的岁月里，他们经受了艰苦环境的考验，互相为对方着想。红秀的聪明和梁满柜的英勇结合到一起，为这群犯人们的一次次化险为夷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群犯人在监狱被攻破，看守人员死伤而无力看管他们的情况下，没有一走了之，没有危害负伤的看守，更没有叛变人民而去做一名汉奸（除去孙大疤），相反他们始终记得他们是一个团队，是中国人。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团结一心，勇敢地和日伪军、和汉奸进行了斗争。一方面，他们之间有情有义；另一方面，他们对祖国忠心耿耿。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大德不亏”。这也是作者始终对他们持赞赏态度的原因。他们的许多行为触犯了古老中国的道德底线，例如赌博、盗窃、抢劫、男女。但是作者却用种种理由为他们的罪行进行了辩解。侠盗、侠赌是在用侠义来减轻他们曾经的不光彩的往事。男女问题干脆就是用现在的“冲破封建束缚”来使人物的犯罪行为进行化解。不管怎么样，他们以前的犯罪行为都在他们改过自新的努力之中得到了原谅，他们在大气磅礴的英雄行为之中完成了自己的赎罪。在这里，作者用英雄传奇解构了他们在特定情况下的犯罪行为。
　　在传奇叙事之外，作者着重赞扬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族入侵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荡气回肠的斗争精神。大敌当前，整个民族表现出来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和团结。监狱看守充分相信自己手下的犯人。所长杨明临死前把传送文件的重任交给了一个犯人；看守马大壮干脆就是依赖赌三所带领的一群犯人。整个社会也毫不犹豫的接纳了这群犯人。不论是普通群众还是抗日干部都没有歧视和怀疑他们，而是和他们进行了配合。边区政府甚至给他们立功受奖。在旧中国，罪犯等同于罪人，受到整个社会的排斥和歧视，而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群犯人却有了成为英雄的可能。在这种宽容下，汉奸头目四老歪都能为抗日活动作出贡献，普通劳工都去给日本军队投毒。这种宽容和团结迸发出了惊人的伟力。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犯人们特殊的技能和社会能力展现了传统英雄所不具备的灵活机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部小说，把人置于绝境之中，置于道德和外在环境的压力之下，展示了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也由于这种种特殊性，使这部小说的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情感真挚感人，具有十分强的可读性。

　

特殊的抗战 奇绝的新变

　　　　　　　 　 　 　 　 　 ——读谢颐丰的长篇小说《气血飞扬》

　　　　　　　　　　　　　　　　　　　　　　　　　　　　　　　　　　　白 烨

　　在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就有西戎、马烽的抗战题材小说《吕梁英雄传》及时问世。自那之后的60多年来，抗战题材的小说连续不断，络绎不绝，构成了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中一道最为绚丽的风景线。但说实话，像谢颐丰的《气血飞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这样的以抗日民主政府的在押囚犯为主角的抗战小说，委实并不多有，甚至前所未见。像这部作品所涉及的那样一些人物与故事，想来并非完全出于作者的闭门想象，生活中应该不乏这样类似的实例；但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写出来，我想这与时代的环境和文学的变化有关，更与作者的魄力与能力有关。这样比较另类的人物和故事，在一切都更为宽松的今天有可能写作了，是客观一方面的因素；而有谢颐丰这样的作者既有勇气去写作又有才气去写好，应该才是问题的关键。
　　《气血飞扬》的主要故事，是写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谷山看守所，在1942年秋季日寇的“大扫荡”中遭到袭击，在所长牺牲、看守负伤、人员失散的特殊境况下所进行的特殊抗战。应该说，失散之后的囚犯们，在失去了监所，没有了看守之后，面临着多种选择的可能。可以悄然回家，可以匿身躲藏，可以流窜江湖，也可以像孙大疤那样去当汉奸，但他们仍像一个个有“组织”的游击战士，在靠拢和寻找着“组织”，寻机抗击着日寇和伪军，并且在负伤后不下火线，被俘后宁死不屈。坐过八路军的“篱笆子”的囚犯们，俨然以八路军为榜样，像八路军那样去舍生忘死地抗战，使人民拍手叫好，日寇闻风丧胆。这样一些人的浴血奋战因事出意外，很让人为之称奇和惊叹。而作者在这一奇绝故事的叙说中，也超越了故事本身，写出了耐人咀嚼的诸多内蕴，给人以震惊、感佩和启迪。我感受最为深刻的，是这样几点。
　　第一，由梁满柜、赌三等人的独特经历，写出了囚犯们在斗争中改造，在战火中成长的具体过程。从事情的起始来看，这些囚犯们并非一开始就是真正自觉而成熟的抗日战士。梁满柜在杨明所长牺牲之后，掩埋了他的尸体，带着监所的档案材料苦苦追寻着失散的同伴；这是因为，其一杨所长的牺牲与救护他有一定的关系，其二杨所长在弥留之际委托他保护好档案并设法交予组织。赌三等人在看守马大壮身负重伤后，想方设法甚至不顾一切地为他治病疗伤，是因为他病了的时候，马看守二话不说就把他背到了边区医院。“有恩不报非君子”，救护马看守，他是在感恩。而小耗子盗窃了“大东洋行”，弄来了大洋和手枪，一是出于大伙的生计的需要，二是也想在“金盆洗手”之前，“施展一下自己的手艺”。应该说，他们都是带着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问题，走到了一起的。但这样的一个起始，就使得他们有了组织性，归属感，从个人的报恩心理走向了民族斗争的战场。
　　第二，关乎着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生死的抗日战争，本身具有的同仇敌忾性和激浊扬清性，是改造人的最好场所和锻炼人的最好熔炉。马看守在表扬赌三和二彪子时说到，“咱们之间有再大的矛盾，那是咱自己的事情；对日本人，是一直对外的事情。”此话讲完，“犯人纷纷鼓起掌来”。“纷纷”是普遍，“鼓掌”是赞同，这实际上表达了大家的共同心声。正是严正又严酷的斗争，“犯人们”日渐显现出中国人应有的气节、血性与精神，并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之中，退思补过，洗面革心。应该说，当梁满柜救助联络员并收拾了两个鬼子之后，当赌三他们到城里“劫狱”救人，被俘后面对酷刑不屈不挠，做工时巧做内应炸了炮楼的时候，他们就以昂扬的斗志、飞扬的气血提升了自己。这些平素钩心斗角的“狱友”，此时成为了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些一直被八路军看守和管理的囚犯，也成长为八路军阵营里的重要一员。
　　第三，通过个人和组织的各种作用与影响，表现了抗日政府的司法制度、统战政策、民主作风，以及化消极为积极工作的巨大能量。无论是杨所长对梁满柜的救护和委托，还是马看守对赌三的救治与信任，都在“同志”般的个人行为之中，体现了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的与人为善的理念，治病救人的态度。而正是这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悄然打动了梁满柜，深深感召了赌三等人，使得他们维系在了“组织”周围，从而有了弃旧图新的可能。而政府和部队的各级领导，也是格外关心这支特殊的队伍，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看到他们不断的进步，并及时地予以表扬和彰奖，这使他们不仅有了认同感，而且有了荣誉感，成就感。有这样几个情节很令人感动：与区中队联手打下日本鬼子的马村镇据点之后，“经区队长批准，缴获汉奸队的短枪及五箱子弹和一挺歪把子机枪归囚犯们自卫使用。”这里有真切的爱护，更有高度的信任。而在“大扫荡”结束之后的表彰大会上，赌三、梁满柜和马大壮一起获得“一等功臣”奖，牺牲了的二彪子被授予“烈士”的称号，赌三和梁满柜由犯人升任为谷山监所的所长、副所长。他们“由一个犯人，变成了一个大写的人，又有一个大写的人，变成一个另敌人闻风丧胆的，令人民群众爱戴的英雄。”这正如边区法院洪院长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完成了抗日民主政府政策感召下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这种结果，是他们个人和边区政府的双向努力取得的喜人成果。
　　谢颐丰的《气血飞扬》，在艺术描写上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比如，重在写关系之中的具体人物的个性，既在与八路军的杨明所长、马大壮看守的比较之中，写他们的不足与自省，又在与性情有别和毛病不同的犯人的比较之中，写他们的个性与进步。这使得作品里的人物，个个神情毕肖，人人性格鲜明；而作为群体来看，又以各自的精神面貌，构成整体的气血飞扬。
　　我以为，尽管作者谢颐丰的名字，还不为更多的人们所知晓，但因为有了这部不同凡响作品，他的名字和他的这部力作，都会被人们牢牢地记住。

　

《气血飞扬》：一部敢于向《亮剑》“亮剑”的书

　　　　　　　　　　　　　　　　　　　　　　　　　　　　　　　　　　　张 鹰

　　几年前，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抱着厚厚的一摞书搞来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他说，他的这部书搞已经辗转了好几家出版社了，因为他的不出名，有的编辑甚至连看都没有认真看过他的稿子；还因为他正在经商，有的出版社上来就让他自费出书。他说：“你们将是我最后走的一家出版社，请你们认真地看一看，但我决不走自费出书的路，不是出不起钱，而是因为我不愿意用钱来亵渎我心爱的书稿。”
　　这个人就是后来风靡全国的《亮剑》的作者都梁，他抱着的那摞书稿自然就是《亮剑》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阅读了他的书稿，并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出版了《亮剑》。几年之后，电视连续剧《亮剑》热播，长篇小说《亮剑》也创下了销售几十万册的业绩。
　　还不仅仅止于这些——《亮剑》中的主人公李云龙那著名的“亮剑精神”也被国人用于各个领域，成为不畏艰难、勇敢出击的一种精神象征。
　　而终于也敢有人向长篇小说《亮剑》“亮”出他的“剑”了——这个人便是长春的作者谢颐丰，他也和几年前的都梁一样无名；虽然无名，但却有一种“亮剑”精神。其时，他正在写作他的长篇小说《气血飞扬》，他对朋友说，他要把《气血飞扬》写成《亮剑》之后的“亮剑”。
　　书写成了，也和当年《亮剑》的作者都梁一样，他抱着一摞厚厚的书稿，来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也是不卑不亢地说请编辑认真地看一看。编辑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看完之后，又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果然，书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评论家们称为继《亮剑》之后军事文学的又一部力作。
　　这部书便是谢颐丰的长篇小说《气血飞扬》。
　　《气血飞扬》又是怎样一部书呢？
　　笼而统之，它是一部有关抗战的小说。抗战的小说林林总总，不计其数，《气血飞扬》却写出了新意，或者说，谢颐丰写的是“另类”的抗战故事。
　　“另类”在现实生活中多少有些让人不齿，而在文学艺术中，这却是一个易于脱颖而出同时也险象环生的词汇——不好写！但谢颐丰却在险象环生的“不好写”中写出了新意，写得出了彩！
　　不过，谢颐丰笔下的“另类”和我们目下所言之“另类”又有些不同，但“另类”毕竟是“另类”，小偷、流氓、赌徒、土匪之流，在任何时代都是被人类所不齿的，但谢颐丰的笔触却深入到了这些为正统人士所不齿的社会渣滓的心灵深处，在挖掘他们犯罪的心理动因时更多地是从他们所置身的社会对人心灵的挤压和精神的剥夺，尤其是经济的压迫找原因，比如因粮食不够吃而去偷抗属小米的梁满柜，因不满于恶霸对其母女的欺压而放火烧了村长的宅院欲将村长也一并杀了的具有女侠色彩的红秀，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不出卖色相的“大白菜”， 还有赌徒“赌三”、土匪“二彪子”、惯偷“小耗子”、吸毒者“皮二”、好吃懒做的“王混混”等；作者在挖掘他们犯罪的社会因素的同时，也对他们犯罪的心理动因予以了深刻揭示；更重要的是，作者是从“人”的角度，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予以了人道主义的关注与同情，这样，也才能发现他们内心深处尚未泯灭的民族的良知和有待激发的民族的尊严。
　　《气血飞扬》表现的就是一群被打入了“另册”的囚犯们面临生命极境中的一种选择，一方面是八路军的监所被打散，另一方面是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不同的人固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汉奸孙大疤的卖身投靠，王混混的左右摇摆，张大扒的利己打算……但更多的人则是自觉地汇聚到八路军的监管干部麾下，这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的教育感化，另一方面也是目睹了日本人的种种残暴之后被激发了内心深处尚在沉睡的民族尊严，使他们汇集到了抗日的义旗之下。但他们的抗日又毕竟不同于八路军战士的抗日，比如有时也会逞一时义气，或者破坏纪律，与当地群众发生纠纷，但他们的性格也因此显得灵动、自然、活泼；而且他们各个身怀绝技，这又使得他们的抗日行为具有了颇多传奇性，读来颇为妙趣横生。而从为人所不齿的“人渣”或“另类”向着大写的人的转化，也在这一系列妙趣横生的传奇性的描绘中得以实现。
　　《气血飞扬》是一部具有浓郁悲剧气息的作品，其悲壮惨烈之处就在于一个个完成了由“人渣”向大写的人转换的鲜活生命的毁灭，作品中那黎明之后的雨声仿佛正向人述说着一个个悲壮惨烈的故事；当然也有鲜明的对比，八路军管教干部李成文由于禁不住权利和美色的诱惑，竟由一个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个真正的“人渣”，他的死，便是对于一个个为了抗日而倒下的生命的祭奠。作品中所表现的一个又一个悲壮惨烈的场景，足可以与《亮剑》相媲美；而且，就人物性格的鲜活灵动而言，真的可以说对《亮剑》“亮了一次剑”——如果说，《亮剑》是以对出身于农民的军人李云龙和出身于学生的军人赵刚的塑造而具有了亮点，那么，《气血飞扬》塑造的则是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特色的整体，正是一个个具有鲜明性格特色的人物撑起了《气血飞扬》这部作品，使之读来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意。

 

《亮剑》之后的“亮剑”

　　经常会有奇迹出现。
　　比如电视剧《亮剑》的热播，带动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七八年前出版的同名小说的热销，创下了半年之内热销50多万册的销售业绩。但这还只是一幕精彩大戏的开端，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不但更有戏剧性，或许还将预示着许多跌宕起伏的情节。
　　长春，一个叫谢颐丰的人，读完《亮剑》也便上来了李云龙的牛劲，非要向《亮剑》亮一下“剑”不可，其时，他正在写作他的长篇处女作《气血飞扬》。几个月后，小说写完了，抱着决一高下的想法，也要交给出版了《亮剑》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此，他带着打印好的厚厚的一摞稿子从长春专程赶到北京，对编辑说，你只要认真看，会看出这部稿子的好来。
　　接着，奇迹再次发生。
　　这部被称作《气血飞扬》的稿子一下子便吸引了颇为挑剔的编辑，读下去，读下去，忘记了睡眠，第二天早上，天刚亮，她便拨通了谢颐丰的电话，激动地说：“这部稿子，我们要了！”
　　又过了十天，在美术编辑符晓笛的设计室里，又一个人被《气血飞扬》深深地吸引了，他是广州和平影业公司的制片人，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的导演袁军先生，也是连夜阅读，又急急火火地买了飞机票赶往长春，在谢颐丰家简陋的平房里谈到大半夜，终于成交，买下了电视剧的版权。
　　再往后的事情就只能拭目以待了，不知袁军导演的神手是否可与锁定了成千上百万观众的《亮剑》一争高下，但《气血飞扬》这本书在坊间的悄然热销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第一次印刷的8000册就已售罄，各地书店还在纷纷添货，印刷厂正在加紧重印。看来，谢颐丰的这把“剑”算是“亮”出来了。
　　谢颐丰“亮”出的又是怎样一把“剑”呢？
　　老而又老的抗战故事，但谢颐丰却写出了新意。
　　而且是另类的抗战故事。
　　《亮剑》中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主人公李云龙是农民军人，但毕竟也还是军人，而且是英雄；与他相比，《气血飞扬》里的那些人的身份可就差远了，光听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了，赌三、二彪子、小耗子、梁满柜、王混混、王二糊涂、大白菜等等……没有身份地位，甚至连名号都没有，他们只不过是八路军监所的一群犯人，但各个身怀绝迹。作品写的就是这群性格各异的“人渣”怎样在一种特殊的情势下投入到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战争，并在战争中得到心灵的洗涤与净化，成了气血飞扬的血性男儿的故事。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故事，自然容易出彩，也自然会有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韵致，谢颐丰这匹黑马的斜楞里突然杀出也就在所难免了。
　　不过更精彩的还在后面，《气血飞扬》之后便是《玩转鬼子》，目前已经到了编辑的手中。哦，不用看也可以想见，日本鬼子被智慧的中国人玩得团团转，那又是怎样一种酣畅淋漓呢？
　　仍然需要拭目以待。

　　

《气血飞扬》：民族精神的悲歌

　　在迄今为止所出版的林林总总而又不计其数的抗战小说中，谢颐丰的长篇小说《气血飞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无疑是较有特色的一部，他笔下的人物，似乎很难用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来界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被社会挤压到了边缘甚至犯罪地步的地位卑微的人，但正是这一群地位卑微得几近于无的弱小的生命存在，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拔剑而起，以他们微薄生命的毁灭谱写了一曲民族精神的悲歌。
　　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准，不在于其“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事实上，无论在“写什么”还是“怎么写”上，《气血飞扬》都有“别具匠心”的美——将八路军监所的一群犯人作为一部抗战小说的主人公，谢颐丰毫无疑问为自己出了一招险棋，而他又有条不紊地下活了这着险棋，这也正是作者的高明与高超之处。对于这群犯人，作者更多着笔的是不正常的社会把他们挤压到了犯罪的边缘，比如，梁满柜是因吃不饱饭而偷了抗属的小米，红秀是因为不甘于恶霸村长的欺压而走上杀人的道路，“大白菜”是因生活的艰难而出卖色相，连惯偷小耗子，作者也赋予他只偷富人、不偷穷人的本性，至于二彪子、赌三等，也各个具有其被生活所迫而走上犯罪道路的动因（当然，孙大疤那种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除外），也正是因为这种种非内在因素的动因，他们的内在素质才有可能在八路军的教育与感化下发生质的变化。在《气血飞扬》中，作者并没有过多地着墨于人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已经在作者揭示的“史前”阶段完成了；作品一开篇，作者便将他的人物置于生死考验的极境，非此即彼，不得不做出选择！在日寇发起的疯狂扫荡中，八路军的监所被打散了，犯人们也四处逃散，但恰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这些平时有着各种劣习的流氓无产者，竟然自觉地汇聚到八路军的管教干部马大壮的麾下，这正是八路军监所对其教育感化所起的作用。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抗日形势的日渐紧张，这群囚徒也在发生着转化，有的卖身投靠，成了铁杆的汉奸，如孙大疤之流；也有的看风使舵，左右摇摆，如王二糊涂；也有的为自己打好了小算盘，想要携款潜逃，如张大扒等；而更多的犯人则是留了下来，用对抗日本人的行为洗刷着自己往日的污点。但无论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他们都不得不经受着日本人的扫荡一天比一天更加严峻的现实的考验，几乎每天，他们都处在生命极境的考验中。也惟其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们内心深处沉睡着的民族尊严才被彻底唤醒，他们也才意识到日本人已经把中国人逼到了不得不反抗的地步。随着故事的逐步深入，这群犯人的民族良知被逐渐唤起，他们的内心深处也经历了由囚犯到大写的人的转化，这一转化，为他们最终成为抗日战士做了很好的铺垫。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气血飞扬》是一出壮怀激烈，同时又慷慨激昂的悲剧。当这群由犯人而成长为大写的人又进而成长为抗日战士的人们在挫败了日本人的多次进攻与诱捕之后，却死于自己营垒中的人的暗算。在这方面，李成文与他们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他是在犯人们走向大写的人的过程中由一个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堕落成了一个禁不住权利与美色诱惑的汉奸，而最终将曾被他管教过的“犯人”们，还有自己曾经是同一个营垒中的战友送上了死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被毁灭，当然是一个悲剧，而悲剧的毁灭之美给人带来的，却是更多发人深省的思考。
　　善于塑造人物，也是《气血飞扬》这部小说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几乎寥寥几笔，人物的性格便跃然纸上，小耗子、二彪子、赌三、皮二、梁满柜、红秀、大白菜等人物无不栩栩如生，也正是出色的人物刻画的技巧，才让读者对于这一个个具有鲜活性格特色的生命的毁灭扼腕叹息，而美的毁灭也才更具有让人震撼的美学力量，而那个早晨的大雨冲刷之后战场上的壮观与惨烈所谱写的不正是一曲民族精神的悲歌吗？

　

《气血飞扬》三人谈

　　记者：日前，一部名为《气血飞扬》的长篇小说正在京城热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2007年1月首印的8000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即以全部售罄，电视剧的版权也在短时间内卖出。为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广州和平影业公司联合召开了“长篇小说《气血飞扬》研讨会暨电视剧签约仪式”，与会的评论家们对这部作品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继《亮剑》之后出版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力作。
　　为此，我们走访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张鹰，作者谢颐丰和买下这本书的版权的广州和平影业公司的制片人兼导演袁军先生。
　　张鹰：说起来非常偶然。2006年冬日的一个下午，编辑部主任刘立云先生交给我一部书稿，说是一位不知名的作者送到他办公室去的，这位作者扬言他的作品将是第二部《亮剑》，希望编辑能认真地看一看。我接过稿子，在心中暗自发笑。起初我并没有对这部作品抱太大希望，扬言自己的作品可以与《亮剑》相媲美甚至超过《亮剑》的作者，我就接待过好几个。不过稿子既然送到了我的手中，总得看一看，毕竟，这是作为编辑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但我一看就放不下来了，尽管语言显得粗疏了一些，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以及其所表现的《气血飞扬》的民族精神一下子便打动了我。凭着十多年做编辑工作的敏感，我意识到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征得有关领导同意后，我决定编辑出版这部稿子。领导也很支持，决定把《气血飞扬》作为2007年1月图书定货会上的重要图书。书还没有正式出版，我便得到了一个惊喜，曾经拍摄过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的广州和平影业公司的制片兼导演袁军先生通过这本书的美术设计符晓笛找到了我，意欲购买这本书的电视剧的版权。
　　袁军：这本书走近我的视野，也很偶然。去年年底的一天，我因为另外一本书来到符晓笛的书籍装帧设计工作室，无意中看到他正在为一本书设计的封面“气血飞扬”，说不清什么原因，我心中一动，接着便翻看起出版社交给美术设计编辑的作品的清样，这一下子我被彻底地吸引住，走进了故事中。说实话，投资电视剧，一投就是上千万，一点儿也不可以马虎的。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剧本一直是很挑剔的，即使看好了马上就要投资的本子，我也要试着从各个方面找出它的不足之处，可是，这本《气血飞扬》，一下子便把我的视线吸引住了，我坐在符晓笛那看了整整一个下午，书还没有看完，我便决定购买这本书的版权了，当即通过符晓笛打听编辑的电话，并希望通过编辑找到作者。
　　谢颐丰：接到袁军导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我真是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就像前不久我接到张鹰编辑的电话，说是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书稿的时候。怎么说呢，尽管我揣着书稿到出版社的时候，口出狂言，说我的稿子可以与《亮剑》相媲美，希望编辑认真看一看，可我的心里还是不托底的。毕竟，这是我摸索了多年之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就像是我的孩子，父母都以为自己的孩子是世界上最美丽也最聪明的，可到底怎么样，还得经过别人的评说。把书稿交给出版社后，我的心一直都惴惴不安，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出版社的答复，没过多久又接到了袁军导演的电话，这对我这样一个业余作者来说怎么不是喜出望外呢？袁军导演第二天便飞赴长春，与我进行了彻夜长谈，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照进我简陋的居室的时候，我和袁军导演已经在很多方面达成了一致，我决定把《气血飞扬》这部书的电视剧的版权卖给他所在的广州和平影业公司。
　　记者：多年的艰苦跋涉终于有了结果。你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很艰难的历程，这也来自于你家人的支持，听说，为了让你专心于创作，妻子连动手术这样的大事都瞒了你，而由女儿陪着她去了医院，是吗？
　　谢颐丰：是的。为了写作，我提前办了退休手续，经济上的拮据是可想而知的，一直到现在，我家里住的都是平房，买不起楼房嘛，但妻子和女儿从来没有抱怨过。2006年春天，正是我写作《气血飞扬》的关键时期，妻子患病，需要住院手术，妻子怕影响我的写作，手术的那天，怕我怀疑，她还慌称是到亲戚家住几天。一直到妻子痊愈，才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当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中国女性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我想，我一定要用写作的成功来报答妻子和女儿。
　　张鹰：听了谢颐丰的故事，我也非常感动，中国女性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是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想，谢颐丰的妻子和女儿看到她们的丈夫和父亲的这部饱蘸着油墨的馨香的书，一定会感到由衷的欣慰的。不过我的感动更多地还是在谢颐丰在书中所表现的那种“气血飞扬”的民族精神——在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连小偷、流氓、赌徒、土匪、小混混这些被称为“人渣”的人都被激发了民族尊严，唤起了内心深处沉睡着的民族自尊心，我们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的呢？这也是谢颐丰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主题。
　　记者：你是怎么想到要写这么一本书的呢？
　　谢颐丰：经历。再有，就是对文学的热爱。我从初中毕业开始就一直在探索着一条适合于我的文学创作道路。后来，当了兵，有了一定的阅历，从部队转业之后，我被分配到长春监狱工作，在工作中，我接触到一些犯人，也从保存的资料中了解了一些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监所的犯人们在八路军的教育感化下走上抗日战争的故事。
　　记者：这就是你提前办理退休手续的理由吗？
　　谢颐丰：也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一片和别人不一样的创作天地，不过真正写起来就不是这么容易了，文化水平不是特别高，写一本书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记者：你就拿出了李云龙的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亮剑”精神？
　　谢颐丰：电视剧《亮剑》的热播，尤其是李云龙的“亮剑”精神，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后来，我又听说《亮剑》的作者在这之前也是和我一样的无名之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作品，我也好像看到了希望，就想，我的书写出来了，也交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有，就是对军人的信任，尽管已经脱下了军装，但在骨子里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军人，军人写的第一部书，我当然愿意交给我们军队的出版社。很幸运的是，我的书稿交给出版社不出半个月，就得到了回复。
　　张鹰：很感谢谢颐丰的信任，我想，这也是一个老军人对军队的信任。作为全军惟一的一家文学艺术出版社，我们具有发现和培养业余作者的优良传统，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高玉宝》的作者高玉宝、《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一直到八九十年代的许多作家，都是从我们这里开始起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因而，我们出版社始终具有“军事文学的圣殿，军旅作家的摇篮”之称。
　　记者：作为责任编辑，能否谈一谈《气血飞扬》这本书在当前读者中的反映？
　　张鹰：当然可以。就目前来说，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从今年1月份这本书上市以来，市场上不断添货，现在首印的8000册已经全部售罄，我也经常接到读者的电话，称这部书为“《亮剑》之后的‘亮剑’”。作品研讨会上，与会的评论家们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袁军导演代表他的广州和平影业公司与作者正式签了约。应该说，袁军导演很幸运地在这部书上市之前就发现了它，书上市后，又有几家影视公司找到了我们，要求与作者联系，当我们告诉他们已经有人在联系了之后，他们都感到很遗憾，立即将目光对准了作者的下一部作品。
　　记者：下一部作品？
　　谢颐丰：是的，《气血飞扬》是我计划要写的抗战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玩转鬼子》现在也已杀青，准备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记者：能否透露一些《玩转鬼子》的内容？
　　谢颐丰：仍旧是写抗战的，但与以往的抗战题材所不同的是，它写的是利用民间智慧抗日的故事，就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第二部《玩转鬼子》的情节比《气血飞扬》要精彩得多。
　　记者：我们期待着你的下一部大作。不过袁军导演，听刚才张鹰编辑的介绍，你在购买这本书的版权上占了时间上的先机。随着这本书的影响的日益扩大，读者对你拍的电视剧的期待值也就会越高，那么，你有没有信心拍出一部可以和《亮剑》相媲美甚至超过《亮剑》的电视剧呢？
　　袁军：信心自然是有的，我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一刹那就有了这种信心，事实上，在艺术上没有最高峰或者不可逾越的作品，一部更比一部强，我相信，《气血飞扬》会为广大的观众所喜欢的。目前，这部电视剧的剧本将要杀青，即将进入确定演员的阶段，我有信心打造出观众最喜欢的电视剧。
　　记者：好的，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