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深叶茂的当代传奇

            —读梁广程长篇小说《最后的处男》

                                                       作者：石一宁

　　刚看到海军作家梁广程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处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时，我望书名而生义，以为这是一本以“枕头”为卖点的通俗小说，因此颇存不以为然之意。然而翻阅下去，竟大出所料：这部长篇立意之新颖、内容之严肃、行文之洁净，实为时下小说所不多见。取名《最后的处男》，书中却甚少涉及性描写，读罢令人恍悟此书名乃出版者的良苦用心，抑或为作者的一个无关宏旨的噱头而已。

　　《最后的处男》的叙事从清末开始，交待了主人公洛伟奇的家族历史背景，然后从第二章起至全书结束，分别侧写了２０世纪后半期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其中反右运动、文革与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书中重点着墨的三个阶段。与洛伟奇有情感纠葛的三位女性（其中一个是石女），分别对应着反右运动（陈若鹃）、文革（房秀越）与新时期（王妃）。为了保护陈若鹃，洛伟奇主动揽过“莫须有”的罪名戴上“右派”帽子被送农场劳改，陈若鹃等不到与洛伟奇重逢即撒手人寰；房秀越为保护洛伟奇，与为吸毒而敲诈勒索的钱老三滚下深涧同归于尽；来自金三角的王妃深深爱上了洛伟奇，并为此准备做手术从石女变回正常的女儿身，但作为贩毒集团之一员及多年吸毒的恶嗜，使其无法从深渊中抽身，最后只能一把火烧掉别墅，不辞而别仓皇离境。

　　这部小说对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运演和人情世态的迁变施以重彩和浓墨，颇蕴历史批判与现实反思之意味，但作品又不是在进行历史演义，而是通过历史风云和历史事件来表现洛伟奇的人生遭际与命运，塑造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形象，探索人生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张力，展示完美的人性所能达到的令人震颤的高度。洛伟奇外表英俊魁伟，内心单纯善良；虽口拙木讷，形似痴呆，紧要关头却能挺身而出，无畏于厄运，勇于为保护别人而自我牺牲；他对女性怜爱温存而又不逾礼规，自始至终是一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直至小说结束，已是垂暮之年的洛伟奇仍是“处男”之身。这其中固然有大孝子的他恪守“未曾登记，未举行婚礼，不准入洞房”之母训的原因，也是由于现实险恶环境或复杂情势使然。他深爱有青梅竹马之情的陈若鹃，不嫌弃她身患不能生育之疾。出身富绅之家，原本花容月貌聪明伶俐的房秀越，被土司强奸后刺瞎左眼卖到妓院，又被多次转卖，最后落入恶棍无赖钱老三之手，并生下一女。房秀越悲惨的经历，令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死刑通缉犯”而避难独龙族山寨的洛伟奇深深地同情。他不仅救出并抚养房秀越母女，而且与房秀越惺惺相惜，两人互由同情而生爱情。然而，不正常年代的乖戾现实，先使陈若鹃郁郁夭折，后让房秀越玉殒香消。洛伟奇与王妃的交往，固为昌明盛世之风花雪月，但长年沉浸物欲与毒品的王妃在真爱面前却自惭形秽，竟至隐身远遁了。作品令人信服地写出了洛伟奇从未真正品尝爱情的甜蜜的可怜可叹的命运，同时也铸造了一个历尽尘劫而不灰心改志、有情有义而又始终守身如玉的当代奇伟男子的艺术形象。作品在叹惋主人公的坎坷凄苦遭遇的同时，亦展现了这种无性爱人生别具的悲壮与深度。

　　《最后的处男》所描写的理想的主人公形象，既有时代特征，又富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历史内涵。对洛伟奇的性格和行为，作者一方面表现了现实环境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是逆向的），赋予其一定的当代性；另一方面，又对文化传统资源进行积极的思考，从中寻找塑造人物的灵感，赋予人物某种历史连续性。从洛伟奇的身上，读者不难看到儒家传统所推崇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不忧不惧，讷于言而敏于行，好德胜于好色的仁爱的“君子”影子。时代性和历史性的水乳交融，丰满了洛伟奇这一人物的骨胳、肌肉和容貌，使植根于民族传统沃土的《最后的处男》成为理想主义书写的具有亲和力的当代文本。

　　《最后的处男》对读者的吸引力，还来自小说采取的传奇叙事手法。传奇这一叙事模式产生于唐代，其特点为写奇人、奇事、奇遇，注重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节，并通过故事情节和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性格。传奇叙事节奏明快，对话简练，同时融入史才和诗笔，在结构上还常常设置“小说眼”，以此来推动或贯穿情节。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小说开始步入成熟阶段，确立了中国小说的一种民族风格，极大地影响着后来的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乃至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创作。传奇叙事模式还建构了中国读者的接受心理和思维，形成了一种民族性的审美趣味。《最后的处男》明显地体现了对这一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与接续。除了主人公洛伟奇，书中着墨较多的其他人物事略也都或多或少地称得上奇人奇事。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紧张生动。作品开篇所铺叙的洛、魏两家在清末年代的遭遇，于离奇惊险中透出作者对这段历史的深湛研究；余如对云南文革及滇省独特的地域文化、宗教色彩，对独龙族的风俗人情等等的描写，亦颇见作者的史才与史识。作品明朗的基调和浪漫的情绪，氤氲着一种诗意和抒情气息，可谓诗笔之一端。而洛伟奇和桑戛活佛互换护身符，前者的护身符中装有昂贵的钻石，这颗钻石最终带来了35万美元的收益，此护身符即为一“小说眼”。

　　虽然《最后的处男》在形式上较多地体现了对传奇叙事传统的延续，但其内涵却充盈着一股青春锐气。这就是它的精神指向始终明确，传奇叙事只是它的衣妆，精神叙事却是它的真身。洛伟奇护卫真善百折不挠的韧劲，守持真心不向肉欲低头的坚顽，在主人公自身做来固是默默自然，但正是这种默默自然展示了一种感天动地、鬼敬神钦的人性的尊严与高贵。在物欲横流的现实背景下，洛伟奇对理想的护持如同深山古寺的暮鼓晨钟震荡着读者的耳膜，撞击着读者的心灵，也拉开了这部作品与常常将猎奇和趣味当作宗旨的传统传奇的距离。作者突破窠臼注入新意的努力还体现在对小说结局的处理上。与传统传奇叙事常见的悲剧或大团圆结局不同，《最后的处男》将一座庄园作为洛伟奇和桑戛活佛的归宿地，虽亦为一喜，却非才子佳人式的大团圆。这一不是结局的结局给读者留下了颇多的想像空间。相对于传统传奇给读者带来的快感或恨意，《最后的处男》生产的是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