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奇书 一个奇人
——记吕太增和他的《诗话中国》
黄国光
二十年心血著一书
今年6月28日，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诗话中国》首发式，京、豫的知名学者、专家、诗人和几十家新闻单位到会，大家一致赞叹《诗话中国》正如原中央纪委副书记侯宗宾的题字：“诗情画意载一书”。
从这上下两册上百万字和近千幅图片的大书中，读者会感到国家旅游局领导王军同志为该书所写的序言题目：“神奇秀美的中华”这一高度概括是多么的准确、贴切。
的的确确，《诗话中国》的作者吕太增，以诗这一精约而简练的语言形式，朴素而生动地描述祖国各地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名胜故事、名人丰功、名优特产、风味美食等，真可谓是匠心独运、集智慧于大成。它既蔚然大观、细致周详，又丰富多彩、内涵深刻。说《诗话中国》是一部奇书，是容纳了百川的知识之海，并不过分。
会上，从诗人吕太增介绍该书的构想和创作过程中，我们才知道，太增同志是军旅出身，现为河南洛阳市的一个纪检干部，国家公务员。他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含辛茹苦，多方寻访，精心收集，青灯黄卷，呕心沥血，以惊人的毅力和不凡的智慧进行艰苦创作，二十年的心血倾注于一书，才写出如此鸿篇巨制，著名诗评家张同吾先生说：“《诗话中国》是作者心智的荟萃，是文苑的奇葩，是一部奇书。”
我以为，《诗话中国》是神州的缩影；是中华民族的一张绚丽多彩、美侖美奂的大名片。这部书不仅利在当代，还能惠及后人。可以说，这部书的价值及其深远意义一时难估量的。
到处都是小纸片
参加完《诗话中国》的首发式，我对同是当过兵的吕太增充满亲近和崇敬之情。是啊！在当今的中国，很少有哪位作家，为写一本书，潜心创作二十年！对吕太增的恒心与韧性，我在自叹不如的同时，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要对《诗话中国》一书的作者进行一次专访，看看现实中的吕太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8月中旬，我到了九朝古都洛阳城——吕太增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不巧，他在配合本系统上级部门执行重要任务，我不便多打扰，便和他夫人李春英聊起来。从聊天中，我知道了吕太增是个很怪的人。李春英说在她家里，床上、桌子上到处是书和小纸片。太增把这些散乱的小纸片视为至宝，别人不得随意乱动。有时，李春英要打扫卫生，得指着一张张小纸片问他，这张有没有用？那张还用不用？原来那些小纸片上都写着字——那是吕太增不管白天黑夜，灵感闪现的刹那间得来的佳句和赋予哲理的语言。
“太增在家里不是低着脑袋看书，就扬着脑袋想事，冷不丁地，抓起一张白纸片，在上头急急忙忙地写写划划……你说，这人怪不怪？！”李春英像是问我，又像是自己问自己。
百过家门而不入
吕太增的家，就在他执行重要任务住地的斜对面，百米左右的距离，来回一趟，也用不了十分钟。
古时候，大禹为了治水，造福苍生，曾经“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千古佳话。
今日的吕太增，执行这项任务一年多了，外出调查，去机关开会、办事都得从家门口经过，三百多天，来来回回上百趟，他竟然一次也没有回过家。我问他，你咋不回家看看呢？他说，任务特殊，关系重大，我又是洛阳市纪委派来的负责人之一，我一回家，大家学我，出了问题，咋办？”
咳，说是“官身不由自己” ，实际上，太增是以身作则，严于责己，他有极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因为我从北京专程来采访他，太增破例向领导请了个假，利用晚上的时间，陪我去看了洛阳的一大人造景观——亚洲第一的音乐喷泉。啊！每当宏亮的音乐响起，随着优美的旋律，五光十色的水柱扶摇直上，舞动在蓝色的夜空，绚丽多姿，变幻无穷，天上人间，如同仙境！
太增陶醉在这梦一般的美景中，喃喃赞叹：“唉，真是太美了，巧夺天工啊！”我问他：“你以前没来过？”“没。头一次来看。”他答。看看，看看，这就是二十年来痴迷于《诗话中国》创作中的吕太增。
对《诗话中国》一书创作和出版，洛阳市十分重视，河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连维良同志亲自为该书题字，写了好多张，供做选择和比较；市长郭洪昌主动提纲，组成了由专家、学者和各方面领导参加的编审委员会。对一部书稿，当地的党政领导如此关注和支持，是极为罕见的。我问太增：“这部书出来后，领导们看了有啥反映？”
“不知道。”
“没问问？。”
“没。领导们都很忙，不好去打扰。”太增诚恳地说。
咳，太增这个人，真的太低调了。
是啊，这人是有点怪，人常说，自古来，怪人都奇，奇人都怪，奇人才能做大事，成气候，出奇迹。
作家访谈 （根据录音整理）
继吕太增的《诗话中国》在人民大会堂成功举行首发式之后,中华文苑网总编黄国光专程赴洛阳采访了《诗话中国》的著作者河南洛阳市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吕太增先生。现将专访的情况登载如下：
黄国光总编（以下简称黄总编）：吕先生，在正式采访您之前，请允许我把中华文苑网的有关情况向您做一简要地介绍，以便于您对我这次专访的目的有一个清楚地了解。中华文苑网的“作家访谈”栏目，主要是想系统地、多侧面、深层次地介绍作家的出身、成长经历、祖辈、家庭及其创作简况，作品的反响、获得奖励的情况以及个人的兴趣、爱好等，以期给读者一个鲜活、深刻的印象。作家的个人专页会一直保存在网上，日后还可以增添内容，全世界都能看到。在您之前，已经专访过的作家有：陈建功、高洪波、吉狄马加、梁晓声、乔良、张抗抗等，其中诗人有：黎焕颐、李发模、张庆和、王久辛等。总之，已基本做到了：读者想全面、详细地了解某位作家，只要点击中华文苑网上的这位作家专页就可以了。所以，希望在将要开始正式采访的过程中，您就敞开地谈，不要过多考虑讲话的逻辑性、艺术性什么的，尽可能生活化一些。否则就会陷入形式化中去，读者也会感到不真实了。您说是吗？
吕太增（以下简称作者）：对，说得极是。无论做什么工作，讲的就是实事求是。
黄总编：好，那我们就开始专题访问了。吕先生，您是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省作家协会会员，还是其它方面的会员吗？
作者：再就是市作家协会会员。再没有别的头衔了。
黄总编：自您的《诗话中国》在人民大会堂成功举行首发式之后，首都各大新闻媒体以及中华文苑网都相继作了大量的报道，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以至于上海等地的读者还打电话到新华出版社，要求尽快购到《诗话中国》这部书，能不能告诉我《诗话中国》的发行情况如何？
作者：首先感谢黄总编迢迢千里来洛阳采访我这个基层的鲜为人知的作者。也很感谢中国诗歌学会、新华出版社共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诗话中国》首发式，大力推荐《诗话中国》这部书。十分感谢首都各新闻媒体对“首发式”进行及时、全面、客观的热情报道。我也从报纸及互联网上看了这些新闻。真的，令我好激动，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公众人物，只要把我的名字或《诗话中国》这几个字输入到互联网上，点击查询，就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我和《诗话中国》的报道，尤其在中华文苑网上还能查看到很多大诗人、大文学家们对《诗话中国》的评论文章，读了这些评论，使我受益匪浅。在此，我也对这些评论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发式后，有很多朋友和同事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的、也有同志和外地的读者向我索要、求购新书的，一天到晚电话不断，很是热闹。关于书的发行问题，由于首次印刷印数不多，除新华出版社向全国五百家大型图书馆发出五百余套收藏外，我送出了一些，一些单位团购一部分，所剩已经不多了。下一步，我打算根据读者的反馈意见、专家们提出的修改建议以及市场的需求情况，作进一步修订后，再进行第二次印刷。
黄总编：《诗话中国》的创作成功与您的祖辈以及家庭成员有哪些联系？可否结合您的家庭出身、成长经历等谈谈自己创作思想的产生及由来？
作者：其实我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也称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虽然出了两部诗集，也只能说是个人的爱好而已。尤其是《诗话中国》这部书，只是为了却或说是完成我一个久远的心愿而已！严格来说，这两部书的诗加起来有近两千首，逐一评头论足起来，也找不出几首像样的诗来，说滥竽充数也不为过。我很同意评论家石英先生的说法：《诗话中国》的实用性大于它的艺术性，创新性优于它的实用性。
若问祖辈及家庭对我的创作有什么联系和影响，我没有查询过我是吕家哪位赫赫有名的先祖的第几代子孙。我所知道的是，我出生在南阳盆地一个极其偏远的乡村，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祖上有文化、有大学问的人不多，就是解放后，上过高等学府的人也寥寥无几。所以，我的祖辈及家庭对我萌动写诗的念头是没有根深蒂固的直接原因的。如果说受到什么教育的话，那就是：我的父亲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一名老中医，今年已经是八十有六的高龄老人了。在我的内心深处，总认为父亲是一个医术精湛、很受人敬仰和爱戴的医生。在我们乡村那一带，方圆几十里，凡有疑难杂症的病人，都会跑很远的路找他看病求医。父亲走南闯北，去的地方很多，见识也就广。所以每当父亲回家，他都会把在外面见到的、听到的，尤其是对当地人家的孩子如何肯吃苦、学习上多么用功、考上了什么大学、学到了什么本事，、干出了什么名堂、如何出人头地等等的事情讲给我听。我听得出那是父亲对我进行榜样性的教育，也是对我所寄予的厚望。在当时，我虽然也有发奋读书的念头，可那毕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所以，也只能是暗下决心，不敢贸然吐出口来，生怕自己说到做不到，既辜负了父亲，又惹外人笑话。
至于我个人的出生经历，那就更不值得一提了。老实说：我小时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我们兄弟姊妹六个，我排行老四，上有一兄两姊，下有一妹一弟。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家里全靠母亲操持、靠哥哥姐姐们劳作度日。两个姐姐是这样形容我小时候的表现：她们戏称我从小就是一个闻名乡里的人物，但那不是因为我多么有天分、多么聪明能干，而是因为我小时候特别闹人，动不动就哭、孬好话不听，哭起来邻村的人都听得见。都五、六岁了，还一定要姐姐们背着走路、甚至是背着干活。已经是过去很多年了，有些乡邻、她们的同学见了面，都还问“你那个兄弟还闹不闹人了”。当然，我自己根本不记得有这档子事的，凭由姐姐们说就是了。但应该说，自打上学以后，我的确是一个学习上很用功的好学生，平时是一个很听话的乖孩子。一上学我就当了班干部，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学习上在班里都一直名列前茅，老师们也都喜欢我。小时候我的记性特别好，那时候可读的文学作品很少，记得有《欧阳海之歌》、《林海雪原》、《红色交通线》等，这些书，我看了一遍，就能给大人、小孩子们绘声绘色讲故事了。当时还是在文革时期，村里的大人们经常到学校来开大会，记得上五年级的时候，我是班里唯一的一个“五好学生”，光荣榜就贴在教室的墙上。村里的大人们来学校看到后，回到村里大肆宣扬，有的家长还特意带着孩子来我们家找我，让他们的孩子跟我学。这样一来，我不努力、不学好都不行了。因此可以说，我这个人从小都是在夸奖和赞扬声中长大的。（说到这里我想说些题外话：现在有很多家长包括老师们对孩子、对学生要求太过严格了，尤其在学习方面，简直没有一点点属于孩子们的空余时间。在学校里学、回到家里学、节假日里还要安排孩子补习这、补习那，不按家长的要求做就会受到批评甚至训斥！孩子受得了吗？效果真的就好吗？我看不一定，甚至是适得其反。就我而言：我小时候，虽然很听父母和老师的话，但我也是最不爱听他们重复来重复去的教导，听到他们那些说了一遍又一遍的话，不论话中不中听，我都不愿听，听了头都会大起来了，浑身不自在，恨不得逃跑了之。相反的，老师的一次表扬和由衷的肯定却让我受用至今。真的！这是千真万确个人体会）。也许是这方面的原因，该上六年级时，班主任通知我说，根据你的成绩和平时的表现，经学校和老师们研究决定，你可以跳级直接上初中一年级了。当时也没有考虑能不能跟得上其他同学，就兴冲冲地走进了初中班。要说那时候还真行，不仅各科学习没有掉队，而且在写作方面很受班主任老师看好，几乎我所写的每一篇作文、老师都会作为范文在全班进行评讲。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初中的班主任老师侯福海曾当着全班同学，这样评价我写的作文：“能吃吕太增同学的作文‘仙桃’一个，不吃其他同学那‘烂杏’一筐”。可以说，老师的这一评价不仅在当时极大地激励、鼓舞了我，可以说时至今日，这些话都还在鞭策着我。上高中时，我的语文老师杨会普是学校里最有名、最有权威、在全县所有高中学校中也是赫赫有名的老师（后来成为县一中的校长），他对我的作文以及我这个学生也是厚爱三分，记得他在我的一篇作文后写下了这样评语：“如果你的这篇作文不是抄写来的话，那你的写作水平可真的是不简单的啊！”。应该禀告老师，当时我所写的每一篇作文不仅不抄别人的，就是以后，一直到今天，我写过许许多的文章，不论是政论还是写小说、散文甚至是诗，我都不模仿别人的东西。因为，我始终认为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所以，凡写作都尽可能写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文章来，力避与别人的雷同。这也许就是我所谓的创新精神所在吧！石英同志在《诗话中国》的诗评中再一次肯定了我的这一首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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