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三十一日，从《解放日报》上得知，著名诗人黎焕颐逝世，我的心里不禁一惊，心情分外沉痛，脑海里自然而然地又一次映现出黎焕颐的形象以及与他交往的一些往事。
　　一九八一年九、十月份，我在读大学，和几个同学被分到《文学报》实习，我在报纸的第四版工作。那时，《文学报》刚初创不久，编辑部人手很不多，四版是文艺创作版，就只有黎焕颐一个人。
　　老黎五十岁光景，一口的贵阳普通话，初与他接触，觉得他脾气有点古怪，比较容易激动，一激动时，脸会涨得通红，已经有点谢顶的额头很是光亮。
　　时间长了，我才隐约知道，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年轻时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后来在反右斗争时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边远地区，政治和生活待遇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直到七十年代末平反后落实政策才重返上海。那时他刚结婚不久，妻子看上去比他年轻，我有一次在编辑部看见过她，是个打扮朴素、很文静的中年女子。
　　报社每天会收到许多从全国各地寄来的稿件，老黎是写诗的，他主要看诗稿，小说、散文等稿件他都交给我审阅。一些有才华的年轻诗人，如桂兴华、舒婷等人的来稿，他都另外专门放在自己办公桌抽屉里，要认真看的。当然，他也不是因人而录用稿件的，记得有一位著名大学的校长，经常把自己写的格律诗寄到编辑部来，刚开始时，老黎录用了几首，但毕竟诗的内容有点空泛，老黎后来就叫我委婉地给这位校长写了封退稿信。此后，这位校长就投稿比较少了。虽然听说他是诗人，但由于忙于编辑部的工作，我很少看见他写诗，也许那时他刚从外地回上海，有许多生活上的问题还需急待解决，无暇静下心来进行诗歌创作。至于利用手中权力在《文学报》上发表自己的诗作，我则更是从没看见过。那时，编辑部里人才济济，编委有杜宣、峻青、哈华、等好几位著名作家。有一次，杜宣跟我们实习的学生在闲聊中讲起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安娜，说抗战初期，郭抛妻别子、孤身一人潜回国内参加抗战，他在广播电台上每作一次对日宣传的讲话，日本军阀就把安娜抓去毒打一顿；一九四八年时，安娜带着几个孩子辗转来到香港找郭，当时就是杜宣出面进行接待、安置的。郭沫若虽然也在香港，但那时已和于立群住一起了。杜宣委婉地向安娜说了情况，此后安娜就一直住在大连。老黎在一旁听后，神情很是激愤，连声责问杜宣为什么不把这段过程写出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总是敢于直言。
　　记得有一次和老黎一起乘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我们聊起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他也不顾是在车上，周围有许多乘客，就声音很大地抨击起来了，他情绪显得很激动，车上乘客都有点奇怪地看着我们俩。经我提醒后，他才声音低了点。他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当时让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话：“诗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点神经质的”。现在想来，这话不无几分道理，不是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吗？没有激情，怎么能成为一个好的诗人呢？二版的编辑到西安去开会，带回一篇陕西作家贾平凹写的散文《晚唱》（那时，贾平凹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出名），老黎叫我把关进行审阅。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散文，文章记叙了一个小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把在那个特殊年代人们的一种近乎神经质的病态心理刻划得淋漓尽致。我反复看了几遍，在审稿单上写下了我的意见。我跟老黎说，这篇散文在写作的艺术性上很有特色，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作品的内容以及作者想要表现的主题，很可能遭到置疑和误解。谁知老黎听后，说既然艺术性不错，就发吧。我叫他再慎重反复考虑一下，但他还是掏出钢笔在发稿单上签上了“同意发稿”的意见。报纸的清样出来了，《晚唱》占了整整一个版面。报社的通讯员把清样送到当时市委的一位主抓文化、宣传的领导那儿。下午，通讯员带回了上面有那位领导批示意见的清样，只见在四版的左上角上有一段用红铅笔写的文字，大意是：老黎，你这个人要有点政治头脑，作者是哪儿的，这篇文章里写什么猫啊、狗啊，不知在写什么。看了这段批示文字，我对老黎说：“这下你可糟了”，但老黎却置之一笑地对我说：“没什么，照样发”。我也知道，因为报纸第二天要印出的，再临时换别的文章，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报纸出来后不久，那位领导曾专门来报社作了一次讲话，要求对《晚唱》组织批判。我后来看《贾平凹文集》，得知贾平凹在那段时期心情很郁闷，还得了肝炎。报社组织了几篇批判文章，但总的来说大家积极性不高，所以后来也就草草收场了。
　　这段经历，不知道贾平凹当年自己知不知道，老黎是顶着风险发这篇《晚唱》的。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位领导也是曾被打成右派、当年刚落实政策恢复领导工作的，他和老黎的关系和私交其实是很密切的。

　　大学毕业后，我到一家企业工作，业余时间常在企业报纸的副刊上写些文字，众笔友就推我担任副刊笔友会的会长。为提高大家的写作水平，我常请些外面的作家到企业来作讲座。九一年的时候，我到老黎家去，请他来给厂里工人讲讲诗歌创作，他虽然已经退休了，但各种社会活动仍很繁忙，还带教着外国留学生。当他听说是给工厂里的工人讲课，马上就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老黎在创作上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有着深厚而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创作的诗歌气势恢宏、磅礴大气，读后使人心胸开阔、豪放。在退休前的十年中，他已经出版了好多本诗集。我提出用小车来接送他，他婉言谢绝了，说自己家离工厂不是很远，自己乘公共汽车来就可以了，给他讲课报酬他也不要。
　　那天，他早早就来到我的办公室，我陪他到车间各处走了走、看了看，然后再到会议室去给工人们讲课。老黎讲课很受大家欢迎，虽然他还是一口的贵阳普通话，听起来有点吃力，但工人们觉得他讲课精彩、生动、充满激情，很有个性和特色，讲课过程中，工人们不时发出会意的笑声，有时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讲课结算后，人们还似乎意犹未尽，许多工人上前围着他，继续向他请教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问题，还有好多人拿着本子请他签名留念。此后，由于工作繁忙，我很少再与老黎有联系。他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仍在孜孜不倦地进行诗歌创作，在各种报纸上仍不时可以读到他发表的诗歌和散文。
　　二00四年的夏天，有一次和原复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胜林教授闲聊，他告诉我，老黎的女儿曾在他那儿读书，人很聪明，毕业后在一家报社工作。唉，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在读小学的小女孩，现已茁壮成材。我想，老黎在九泉之下，一定也是很感到自豪和高兴的。
　　才气横溢，但始终勤奋；敢于直言，又不持才自傲。这是率真、坦荡的诗人老黎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