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诗人黎焕颐
梁广程
黎焕颐，著名诗人。 1930年生于遵义一个诗书世家。1949年参军，历任部队文化教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西北农林》杂志编辑、青海日报记者、编辑。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57年在上海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青海。1979年流放归来，任上海少儿出版社编辑。1981年任文学报副刊主编，直至退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思喷涌，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诗篇。出版了《迟来的爱情》、《在历史的风雪线上》、《从人到猿》等二十多部诗文集。
转眼间，黎煥頤老师已经仙逝一周年。他的逝世，中国失去了一位铁打的汉子和耿直的诗人。
我和黎老并没有见过面，只通过两次电话，却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第一次通电话，是因为1996年10月我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处男》出版后，很想听听专家的意见，黄国光先生建议我寄一本书给老诗人黎煥頤先生，让黎老谈谈读后感。我当时心里没有把握，让一位名气响当当的老诗人，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写的作品，看后还发表感想，是不是太不实际了？国光君说，没问题，因为黎老是一位热心人，而且《最后的处男》一书主人公的遭遇和黎老年轻时的遭遇有相似之处，不妨试一试。我怀着忐忑不安和碰碰运气的心情，给黎老寄了一本书，并附上一封短信，大意是请黎老师过目，如果可能，请黎老谈谈读后感觉。
大约十天后，我给黎老去了电话，电话是黎老接的，声音有一丝沙哑，有较重的贵州口音。我问书收到没有，他说收到了，但还没有看，我问可不可以请黎老谈谈对书的意见，他说国光给他来过电话，看有没有时间，又强调了一句：“不过我的意见是严厉的，可能不留情面。”我说谢谢了。
2007年4月26日 ，文学报发表了黎焕颐的“读《最后的处男》——给梁广程的信”的评论文章。文章说：“一面缘悭而知名有日。馈我近著，《最后的处男》掠人眼球。食色性也，何云最后？既曰最后，想必是奇人、奇遇、奇事，足以令阁下为之笔底倾情。于是，我以猎奇心态读之。愈读，愈觉阵阵揪心，有不能已于言者。盖此著的内涵外延，均非想象中的儿女情仇个人恩怨，其意象远远超越书中两个主人公留给这世界最后的吉光片羽……”我拜读黎老的文章后，感觉古韵悠悠，玑珠满纸，意境深邃，章法天成，而且通篇温情脉脉，处处扶持，未见一字批评。更令我感动的是，黎老年近耄耋，还为我细心过目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写出如此精彩的评论文章，我实在过意不去，便再打电话，表示我的感激之情。黎老勉励说，小说的故事不错，只是写得悲怆了些。我说，听说黎老年轻时也遭遇过不少坎坷，他说，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处于国家的转变期，注定要经受许多苦楚，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所幸我们活着看到了改革开放，终于等来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我说明年举办奥委会，请黎老来北京玩玩。他说如果身体允许，一定去,又说，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请来上海玩玩，我说一定一定。
2007年8月30日上午，国光君在电话中悲伤地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黎老患急病抢救无效，于今晨3点50分去世。我心中一震，太可惜了！
古人说，诗言志。此“志”绝非个人之志，而是国家之志，民族之志。黎焕颐早年就以凛然正气指点江山。当一九五六年大鸣大放时候，黎焕颐刚巧二十五岁，写了一篇题为《我们需要孔明》的文章，直陈对一些老知识分子的不公正做法的异意，于是被打成右派，他不服，在大会、小会的声讨批判后，终不认罪，他吞食铁钉，痛苦不堪，三次自杀均不遂，最后升级为“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罪大恶极，押解往大西北青海监禁”。在难以想像的飢寒、劳累、疾病、危难和被剥夺了一切人的尊严的情况下，度过了二十二年。天啊！试问人的一生有多少个二十二年？但他终不清淡对祖国，对民族之爱心。黎焕颐生前共出版二十几部诗歌、散文。这些作品大多是他在被送到青海流放二十二年之后的作品。
中国文人大多有一种“文士道”精神，他们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直陈国是，旗帜鲜明。古有屈原、司马迁、文天祥，后有闻一多，马寅初、老舍、傅雷、黎煥頤……这些人都是宁折不弯之辈，是文士道精神的化身。
现如今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中华大地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晨光。然而不必讳言，也存在鱼龙混杂，良莠比长。一些文人为了知名度和一己之利益，不择手段，专以揭露他人的稳私为乐，他们可以制造流言蜚语，可以制作假新闻，可以背叛诺言，可以吹嘘自己做婊子或嫖客的靡烂经历，可以历数自己与名人的潜规则的实践细节，凡此种种，不以为丑，反以为荣。此风大大败坏了祖宗传下的道德规范。许多人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却隔岸观火，不置一言。黎煥頤则不然，他疾恶如仇，绝不阿谀奉承，路见不平，口殊笔伐，声如洪钟，气贯长虹。直到古稀之年，仍不改刚烈之性情。
呜呼，如今我们正需要许许多多的黎煥頤的时候，诗人已骑黄鹤去，留下无限的惋惜与怆凉。
仅以此文寄托我的哀思。
2008年9月1日于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