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寨艺术简历
1942年生 河北省无极县人
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196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艺术研究所一级美术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雕塑学会副秘书长
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其中《黄金时节》获优秀作品奖、《渔家乐》（合作）获铜牌奖、《大嫂》获铜牌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及海内外艺术家收藏。
多件园林雕塑作品入选冰坐落中国许多城市，其中包括北京。1999年为澳门回归设计铸铜贴金雕塑《盛世莲花》，被选为中央政府礼品赠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坐落于澳门莲花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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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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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哥山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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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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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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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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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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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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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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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街串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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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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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街串巷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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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街串巷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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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民俗风情的陶塑作品
——介绍郭宝寨的艺术创作历程
杨蔼琪
郭宝寨是我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时的同学，是我们59~62届（2）班的班长。就是现在，当我们这些逐渐步入60岁人行列的老同学每次聚会时，他仍是同学们心目中当然的老班长——他具有一种朴实自然亲切、充满善意的凝聚力，随时能把我们这些已然饱经沧桑、在美术事业上或多或少有些成就和名气、分散在北京甚至其他城市的老同学们召集一起。每次聚会，都会把我们带入对少年时代往事的回忆中，再次感受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年轻、单纯和彼此的真诚相与。
老班长的家坐落在京郊的一处小院，在他家的院儿里，除了栽种许多富有观赏价值的树木花草外，还种植了许多不同品种的蔬菜，搭建了南瓜和葫芦棚，上面长满硕壮艳红的南瓜和富有中国北方农村谐趣、古色古香的葫芦，使他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农家小院”。
我们多次聚在他家宅院中，坐在他自己设计的宽敞的雕塑工作室里，品茗聊天儿，欣赏他和妻子赵丛敏两人各自创作、风格有异、却同样充满中国民间生活风情和幽默感、拙趣盎然而又浪漫优美的陶塑作品……
关于老班长的妻子赵丛敏及其陶塑创作的故事，算得上是个小小传奇——有名家将给她另外著文立传，在我这篇文章里只能略带一笔。她是郭宝寨的同村老乡。郭宝寨11岁离乡，直到上大学后才以下乡的名义回到老家，两个长大的青年一见钟情，遂成百年之好。有趣的是，一直做为河北省话剧团女演员的赵丛敏，从未学过美术，没有画过画，更不敢想象做雕塑。可是，在
岁那年，赵丛敏仿佛突然灵感所至，捏起了泥人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很快成为声名远扬的陶塑家——就艺术的造型和风格而言，她的作品和郭宝寨另有异趣，但其魅力却丝毫不让，不但一般美术爱好者喜闻乐见，内行专家也连连称奇。怨不得河北省话剧团的导演说道：“郭宝寨怎么就楞把一个地道的话剧女演员变成了雕塑家？实在不可思议！”
当然，赵丛敏终于能成为一个在美术界享有声誉的陶塑家，是和她自己天生的艺术才气、刻苦努力的学习钻研不可分的（以后人们将在她自己的画册专集中看到有关介绍），但是，我们老班长对她的耳濡目染和大力支持帮助，的确是功不可没呢。
就在我们短暂的聚会当中，几个女同学也都禁不住雕塑工作室中那些充满风趣的小陶人儿的诱惑，干脆就随手捏把陶泥，即兴捏起小人儿来……
我是我们美院附中班里后来唯一一个丢了画笔、学了美术史、搞起所谓“美术理论”的。因受老班长嘱托，我义不容辞要为他写点儿什么，于是就趁机仔细浏览观赏其作品……
在我中学时代的印象里，出身农村的少年郭宝寨，简直就像个典型的憨厚老农——面相淳朴，身体墩实，性格粗犷，却因浸透着善良而刚中带柔，给人亲切可靠而又老道的感觉；他学习踏踏实实，凡事以身作则，从不咋咋呼呼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特强，好象有种天生的班长特质。总之，其言行（包括他那至今不改的浓重乡音），透着北方农民粗憨而纯朴的男性风格。
可是在他近年风格独特的陶塑中，我却发现其性格中的另一面，也可说是内在的一面——或许其实这才是他的真实本性——艺术家在相对民主自由、耽于和平建设的年代的普遍本性：敢于敞开真实人性的、细腻入微的浪漫柔情和与之相应的和谐、优美、抒情的形式。
我有意和他讨论了作为他近年主要的作品形式——富有浓厚民俗气息的陶塑人物，讨论它们的造型、内涵以及与他的生活、时代的关系。我们自然谈到了题材的选择问题，还谈到了目前十分热门儿的话题——后现代主义等等。我们的谈话非常坦率，不拘一格，充满了对艺术的诚挚和激情……
在专制的、动荡不安和血腥的年代，艺术家常被激起一种叛逆抗争的意识、愤怒的激情和相谐刚硬、粗砺、如 枪似箭的形式，如中国的鲁迅和德国版画家柯乐惠支。在后者的画面上，女人都如男人和钢铁般枯瘦、坚挺、做出狂怒扭曲的嘴脸和姿态——而这种“丑”的形式，正如美学家所说，因其内涵的正义、悲壮而达到了“崇高”境界，大气磅礴，充满生命力。不管你是否感到欢喜，它们令人动容、肃然敬畏，使其作品犹如一个时代的纪念碑；
在特定时期——例如文革时期——出于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艺术家的浪漫激情又往往下意识地变得过分浮夸甚至虚假，好大喜功的作品空洞而献媚，千篇一律。人们躲藏起自我，掩饰对柔情和异性美的渴望——这是艺术家最感痛苦和压抑的时期；
四人帮倒台终于使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春风摧枯拉朽。在邓小平极其英明的“先奔小康”的号召下，神州大地12亿人民你争我赶、理直气壮地发财致富，享受人生。艺术家解放了自我，纵情任性地表现他们压抑了多年对人性美和抒情的、优美形式的追求。在这个追求感官享受的时代，因为普遍减轻了人性的压抑对抗而来的深刻广博的痛苦，又有纵情撒欢、宣泄内心各种欲望的基本自由，因此，多趋向表现个人乐趣体验的艺术作品温馨浪漫抒情优美，即使粗犷中也少悲壮崇高，没有纪念碑——这不是艺术家个人不肩重任，而是整个一个“全民奔小康”的、追求务实和享乐的时代的艺术的命运。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一直毫无例外要服务于国家的政治需要，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和“英雄主义”的创作原则，在美术方面，其艺术手法主要要求写实性。对于从中国美术高等学府出身、有着扎实的学院派基本功底的郭宝寨来说，这一点儿也难不倒他。
在一段时期，他认真创作过许多写实性极强的大型英雄雕像和城市装饰调像，例如大寨铁姑娘、雷峰、民兵胸像、解放军胸像等，有的至今还在美术专业院校当做教具使用……
但是，他不满足。一种似乎从童年时代起就一直潜藏在他内心深处、无论阅历了多少世事的沧桑和虚浮的荣华变幻都不能消蚀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地在呼唤他。这声音来自家乡，来自他童年时代丰富多采的农村生活，它们在他幼小而充满好奇和求知渴望的心里，播种下终生不灭的对乡亲土地、民间艺术的无比热爱之情。现在，当他在生活和艺术创作中都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自在时，他感到他终于领悟了他创作的本质回归应在何处——他渴望去表现他从生下来就熟悉和感到无比真挚、亲切的东西——家乡的农民，以及他们那些平凡而充满人性之美的生活。此外，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使他眷恋和激动的了。
郭宝寨的老家是在河北无极县郭庄。1942年5月 4 日，他降生在冀中平原抗日的烽火年代——母亲是在逃难的路上生下的他，所以他实际上生在郭庄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因为行四，小名“四宝子”。
他似乎天生注定是个艺术家胚子，自小就喜欢画画，用烧火的木炭在简陋农舍的墙上和屋顶上满世界画，一直画到村街里的地头和土墙上。全村人都知道“四宝子”能画，闲时经常招呼他随处画画给大家欣赏解闷儿。有趣的是他小时从不画女人，画的都是关公张飞包大爷之类英雄好汉，显出男孩儿本色。这些人物都是他从戏里看来的样子。
解放前后，农村每年都有热闹的庙会，总是搭土台子唱大戏，都是些古装戏、地方戏，如河北梆子、河南豫剧、丝弦，还有大秧歌等等，充满了乡土气，小郭宝寨回回去看，场场不落。即使深夜悃得打瞌睡也坚持到最后。他不仅喜欢舞台上那些古装人物的服装样式、色彩、动作，也逐渐迷上了那些地方味儿特浓的民间音乐和唱腔，由于听得多了，他对这些民乐的各种调式十分熟悉，有时也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学着戏里的样子咿呀哼唱，打闹戏耍。
他们村外有个大壕坑，有沉淀的胶泥，孩子们常用来捏着玩儿，郭宝寨也是从儿时起就开始喜欢捏泥人儿的。小郭宝寨在农村学会的手艺还多着呢！例如做个玩具、编个柳条筐、糊个灯笼、补锅、锔盆，甚至造个土地雷、土火箭他都会。从小就显示出他极强的动手制作和创造的能力。
解放前，郭宝寨的父亲是当时的革命干部，“地下工作者”，常年不回家。解放后，父亲因工作需要调到当时的省城保定市，11岁的郭宝寨随之开始了城市生活。14岁，他就在全国成千上万个少年美术爱好者中脱颖而出，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唯一一次（可谓空前绝后）招收的、仅有40
个学生的初中班，来到了首都北京这个全国人民向往的伟大城市，开始了真正的美术生涯……
虽然，从10岁起，直到大学毕业和工作，他一直生活在大城市。1968年，当中央美术学院的全体师生还在稀里糊涂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时，他就到北京美术公司工作了，1976年，他调到石家庄河北画院工作，1993年，他被调回中央美术学院，负责雕塑研究所的工作。但是，他却一直“乡音未改”；色彩斑斓的童年之梦总是挥之不去；民间的曲调始终萦绕心间……
郭宝寨参加工作后，一次回老家探亲，刚下火车踏上回村的马路，归心似箭。突然听到路边传来当地戏曲丝弦的声音，立刻如牵魂系魄，就地蹲在了马路沿儿上，一边听着，一边脑子里不断掠过儿时的种种乡村生活的细节，激动陶醉不已，直到曲终才起身回家。他说，所以，我的雕塑创作最后回归到我的童年生活中，是非常自然的。当我捏着这些农民的形象时，我心里都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他们的神情、动态、服装、相应的生活道具等等，都一一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不用收集材料，不用起草，不用费力琢磨，就像愉快的游戏，轻松地完成。好象他们早就在等着我把他们捏出来似的。有时手跟不上，或技术上有问题，捏出来一看，马上知道哪儿不对味儿，立刻砸了重做，直到看着舒服，和我心里的印象吻合了，就满意了，就成了——就准是那么回事儿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在我心里了，我太熟悉它们了。有些年轻学生喜欢我的风格，想跟我学，我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总是不够味儿，不是“那么回事儿”
了。因为他人内在的生活体验和由此而来的感情，是学不来的。
谈到年轻艺术家，我们就自然谈到了国内一些年轻人搞的“后现代主义”美术作品。
郭宝寨说，他完全不能理解和接受目前出现在国内的一些所谓“后现代主义” 作品，叫人看着心里难受，不愉快。他去国外参观学习过，在法国巴黎呆的时间较长，也看到过那里的“后现代主义作品”，虽然让人看不明白，却并不让人恶心。
他说，现在艺术家有创作自由，我不想干涉、指责这些东西，但也不想接受它们，我干我的，欣赏我喜欢的、至少令人愉快的东西。我相信，许多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传统的艺术作品，魅力是永恒的。
我在大学的导师是法国留学归来的滑田友先生。在我自己去法国参观后，发现滑田友先生所学和所教的，完全是正统的法国学院派，基本功非常扎实。这也是我们学生终身受益之处。但我还是更喜欢有些变形的东西，比如罗丹和布德尔，我就更喜欢后者；特别是圆雕，要融入环境，要更讲究一些形式的自然变化。要变形，但是要有美感，不能变得丑陋，破破烂烂，要给人生机勃勃的美感和乐趣。所以我也喜欢摩尔的作品。其作品十分概括，形体富有节奏性和装饰感，非常有张力即感染力，其实是蕴涵理性思考的产物。而国内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些所谓“后现代”作品，简直太出边儿了，不是丑——艺术中有时应该有种粗犷而至于丑的东西——摩尔有的东西就如此，那是有生命力的。但是如果尽是让人看着恶心丑恶、丑陋，更多的是让人想到腐烂的垃圾，就谈不上是有生命力的艺术。
郭宝寨在法国遇到过专门搞后现代主义美术的中国艺术家，他们至少很坦诚，告诉郭宝寨说，你别去看那些破玩意儿，其实我们也不想搞这些无聊的东西，但是为了生存，没办法——现在艺术市场上就兴这个。
在谈过艰涩的“后现代主义”话题以后，郭宝寨转而谈中国雕塑。他说，中国的传统雕塑一点儿不亚于外国，尤其汉代的雕塑最棒。比较起来，秦代的兵马俑就有些匠气，千篇一律。而汉代尤其是西汉的美术作品，无论是彩绘、兵马俑、画像砖、圆雕等，无论大小，都富有变化和气势。像霍去病墓的马，那简直就是雕塑语言的典范！富有内在的精神力量，具有张力，即宏大的气势和感染力。还有西汉的彩陶，贴近生活，形式上柔美。所有这些都对我有深刻影响。我比较喜欢艺术手法中的变形夸张，但不能趋向丑化，而要趋向美。也要有粗犷的形式，如运用构成等手法，强调雕塑表面的机理等等，但不要太露骨，太张牙舞爪，要藏在内，尽量保持一种含蓄的美。在创作中，我是根据表现的内容来追求形式的。因为我打心眼儿里热爱我所雕塑的人物，希望刻画出他们善良美好淳朴的本质，所以我找到一种抒情的、比较柔和的形式，还有趣味——民间的生活趣味，包含着一种浪漫和幽默感。
显然，郭宝寨的浪漫柔情和都市艺术家的浪漫柔情不同，带着浓郁的乡土气，而且是北方农村特有的乡土气。那红黄色陶土的粗憨的原质原色，犹如在北方的黄土地上就地取材；陶人儿脸上和身上有意做出的细小裂纹（表示因风吹日晒而发皴的、北方农民的粗糙皮肤）和粗质麻布的印迹（70年代以前的中国农民普遍穿着土布粗衣），那些扣不拢的厚棉袄、抿腰大棉裤和大土疙瘩赛的大棉窝（棉鞋），都是中国北方农民迄今为止近200年来的典型穿着打扮，通过造型上的夸张，它们给人一种憨厚、稚拙、原始风格的美；他们那突出的颧骨、肿睑、鼓鼻、眯呼细眼儿的形象特征，也多为常年生活在黄土风沙中的北方人所特有；这些陶人儿的动作，无论男女老少，都带着各自性别、年龄、生活习惯、职业的特性，你或可说是表达了个性，但这个性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性，即某一类别的共性，如某一种老人、青年、姑娘、小孩儿的个性。归齐拢来，他们表现出了北方农民的共性：个个纯朴、善良、慈爱、乐天、憨态可掬，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北方农村特有的乡土气。正是这北方乡土气使他们可爱之至。
郭宝寨把北方农民的粗犷、憨厚、淳朴，揉进优美、细腻、浪漫多情的陶土人物中，通过烈火煅烧，把这些矛盾的人性，天衣无缝地熔铸进每一件作品，使其人物形象兼蓄刚柔、充满风情，使小小陶塑，具有饱满、丰富的神韵和可爱的魅力。
和写实的大雕塑不同，这些小陶人儿的乡土特征，是通过一系列生动幽默的概括手法加以简化了的，有点儿类似于漫画手法，在“粗糙”中透着细致入微的可爱，有浓厚的童趣，让人看了就会忍俊不禁，打心眼儿里感到乐和儿。这种唤醒欣赏者天真童趣、情不自禁打心眼儿里感到乐和儿的魅力，无疑源于郭宝寨陶塑作品独特的形式——就像独特的地方乡音乡语一样。
我直言不讳地问他：这种形式完全是你的独创还是有所借鉴？
他说，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我确实借鉴了许多传统和民间的艺术手法。从传统来说，借鉴汉代的多；从民间来说，这种用搓空心筒柱的形式来做人物的胳膊腿儿的方法，就是借鉴了捏面人的手法。但是，这整体陶塑的样式风格和它特有的趣味，是我自己创造的。后来已经有人在跟我学。我不怕别人学，他只能学了表面方法，学不了本质内涵。有人按照这种形式做出体积很大的雕塑，就没多大意思了。这种风格的陶塑不能做得太大，因为它们表现的都是农民日常生活中让人感到平凡、朴实、善良、亲切的普通人物和小情小趣，用不着夸大其词的手法。但是可以把一些人物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群雕，显得丰富多彩和错落有致。比如《姥姥门前看大戏》，其中每一个人物都可以单独欣赏，组合在一起具有情节性，显得活泼热闹，是我童年记忆深刻的农村一景。尤其中间的老头老太太，就是我记忆中具体的人物四爷和四奶奶。我做的许多人都是实有其人的，他们一直活跃在我心里，只要一闭上眼就能看见他们当年的那种模样儿。比如说《二婶》、《三嫂》、《柱子和秀秀》、《梁大伯》和《晚饭》、《爷爷和孙子》、《山坡坡》等作品中的形象，都是我熟悉的乡亲，都是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非常典型的农民形象。例如梁大伯就是我在河北平山县下乡时的房东老大伯，一个非常善良的老农。和我一块儿下乡的同学赵福谦一看，就认出来了：“这是梁大伯，没错儿”！
另外，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都有出来做各式小买卖的农民打扮的小商小贩，走街串巷，吆喝叫卖，服务周到，有浓厚的生活味儿和人情味儿，特别有趣，总是特别吸引我的注意。直到现在，对他们的衣着打扮，神情动态和肩挑手拿的工具，我都记忆犹新，所以就做了一系列《走街串巷》的题材，也是有关当年民俗的一种形象记录，现在生活中都基本见不到了。表现这种民俗题材和情趣，恰好和我的陶塑风格吻合，做起来非常得心应手，令人愉快。
郭宝寨还有一系列《奶娃》的陶塑，表现了年轻的农村妇女哺育幼儿的种种形态，一方面表现了他所熟悉的农村母爱题材——因为忙于革命工作的父亲总是离家在外，他从小就从母亲那里体会到深厚的母爱，并体会到母爱所含的艰辛。所以，当小郭宝寨自己还是孩子时，却经常帮助左邻右舍的大嫂二婶们照看小娃，因此，母爱的内涵为他所亲身体尝；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也借此非常自然地表现了农村女性青春健美的形象。女性丰满圆柔的乳房，就像大自然成熟的瓜果一样，为生命孕育着饱满的乳汁，它为当代许多男女艺术家所大胆赞美和描绘。而在郭宝寨的充满圆柔线条和拙趣造型的陶塑中，其农村女性之美则呈现出另一种清纯稚拙、原始自然的娇柔妩媚；一种土里土气的憨态，使她们的形象甜美而不俗。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英国科学家、哲学家罗素对事物（包括艺术）的本质和形式有十分深刻、精辟的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原始物质（如胚胎和种子）有着自存在和自发展并达到自我完善目的的程序和模式内涵（如所有种子都有生根、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等的程序和模式内涵），而事物的形式自始就包含、设计着事物的发展模式并使之最终实现其自身目的，成为一个事物的完形（如树种以其自身特殊的形式设计，形成一颗树的完形），这就是他那著名的、接近现代控制论的深刻理论，他称之为“物质因”和“形式因”——简言之，形式就决定了事物的本质。罗素说：“一件事物的形式就是它的本质，和它的原始实质。”因此，艺术家找到了自己所要表现的实质，同时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形式。反过来说也一样。
可以这样说：郭宝寨找到了自己最熟悉、热爱、最渴望表现的事物，于是他自然找到了存在于这些事物自身的形式。
郭宝寨的陶塑，其造型手法和人物形象，皆给人以详和、单纯、温柔和暖烘烘、爱意融融的情调，透过这些形象，你仿佛能看到背景上有农家的缕缕炊烟袅袅上升，听见悠悠的牧笛声自远方传来；柳叶轻扬，雀鸟啁啾，一派春风拂面的农村和平小康景象……它们仿佛是一首首洋溢着最原初的淳朴民风的人性之歌。
值得一提的是，郭宝寨的一些铅笔勾线、蜡彩绘色的小幅创作写意画，线条洗练柔美，造型拙趣盎然，充满幽默感，却给人一种极其优美典雅温馨的意境，浸透着一股只有功力深厚的“学院派”艺术家才有的内在意蕴，与其陶塑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看过郭宝寨陶塑和铅笔彩绘写意画的人，都未免有些迷惑地说：其作品风格表面上“土”得“掉渣儿”，怎么骨子里却有股“洋味儿”？
的确，郭宝寨的陶塑和铅笔彩绘写意画，在厚厚的、敦实的“土味儿”中，透着一股深深的、秀逸的、甚至是妩媚的“洋味儿”。 我想，这倒也没啥可奇怪的。这和他出身在农村，自小就滚了一身土地泥巴，在最地道、最具地方土味儿的民间艺术的养料中浸泡长大，长大后却又师从最正统的法国学院派的滑田友先生不无关系。这也正是他能创造出此一种——纯属郭宝寨的——独特形式之因。
实际上，无论是 “土味儿” 还是“洋味儿”，它们都源自古今中外共通的人情味儿，因此它们才如此令人雅俗共赏。
其实，无论是学院派艺术家还是民间艺人，无论是古典派还是现代派，包括艺术的欣赏者，只要是以正常的、具有文化底蕴的思维来创作和欣赏，传统——它涵盖古今中外一切人类出类拔萃的美好传统——都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浸透其灵魂，使他们永远承续着人类自古以来历经万劫而从不动摇的美的创造和欣赏。
2003年2月12日~2月25日
于北京牡丹园月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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