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春萍

　　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谭仲池关注、擅长文学创作被市民称为"诗人市长"。最近，花城出版社推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新作《打捞光明》，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省会城市市长创作的长篇小说。

　书名来自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

　　记者：能否谈谈《打捞光明》的孕育过程？

　　谭仲池：就我来说，由于工作较忙，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是不容易的，过去主要是写散文、诗歌、随笔和一些理论文章。为什么要写长篇？记得1995年前我担任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时，曾写过几部反映改革开放的电视剧，如1993年写的《雾岸》，反映企业改革的艰难。后来看到有的电视剧，也写改革，也写反腐败，但都往往把改革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把反腐败寄托在某一个清官身上，而不是靠解放思想、创新体制来推进改革，靠建立廉政、监督制度来扼制腐败，靠广大群众来参与改革、抵制腐败。同时，我看到某些作品因为对党的干部缺乏全面的认识，而把他们描写得一团漆黑，把改革描写的不切实际，这不仅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希望，反而使大家感到失望，没有起到文学作品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事实上，我们党在"文革"后能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说明我们党是英明、伟大的，绝大多数党员始终在为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而奋斗。

　　我在1994年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受伤的灵魂》，也是反映在改革的大潮中一个县的党政领导怎样面对各种阻力坚持改革的。后来因工作调动我离开电影制片厂，到一个地区行署工作，就利用晚上时间把原来的剧本改写成小说，当时取名《山谷月光》。1996年上半年在北京遇到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陈早春，我说到这个题材，他鼓励我写下去。这样1996年下半年基本写完初稿。1997年我回省城工作，小说便搁置下来。后来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任社长，再提此书，他也认为值得写，于是我又抽时间进行了修改。在花城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打捞光明》是与出版社一起商量的，来自书中引用的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

　　处在改革前沿的人们，特别是领导者能否带领人们进行改革，经受改革开放的考验？是打捞人生的光明？黑暗？还是灰色？我觉得这个书名很有意思。

　　这部小说前后共花了二、三年时间，修修改改，自己都不知道怎样写出来的。现在人们能够关注它，我感到很欣慰。至于作品怎样，我相信读者自有评说。

从政生涯对我的文学创作有较大影响

　　记者：多数读者很惊讶，以您为官的繁忙程度，居然写了一部长篇，能谈谈您的文学缘吗？谈谈您从政生涯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谭仲池：我出生在一个贫穷偏僻的山区，小时候因家境贫穷，无钱买书 ，便经常从朋友家借阅一些文学作品，如《青春之歌》、《牛牤》、《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经常被这些作品所感动。加上读过半年私塾的父亲对唐诗宋词很感兴趣，我便跟着读了些古诗词。在上初中时，我就偷偷地开始写诗歌、散文，并在县文化馆的小报上发表。1968年初我应征入伍，到武汉空军某部后，便在《解放军报》、《长江日报》、《空军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诗歌，从此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从在文化馆发表作品算起，我已笔耕36年。

　　应该说，从政生涯对我的文学创作是有较大影响的。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作家应该透视社会。作为一名从政者，因为要处理政务，直接接触老百姓较多，接触基层较多，深知自己的社会责任重大。有时工作上没有尽到责任，便深深地感到一种愧疚，通过这种对社会的进一步透视，对自己的进一步透视，我更加意识到文学创作的社会责任。特别是看到一些作品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时，便告诫自己，如果能在从政之余，写些东西影响社会，也是从政者的责任之一，而且还能对自己的从政实践进行反思。

　　一个时代的作品不能离开时代、脱离人民，应该忠实地、负责地反映现实生活，而不是对现实生活熟视无睹，甚至无病呻吟，去表现灵魂的扭曲，或者是精神的低下，乃至宣扬暴力、色情、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如果这样做，那是作家的悲哀。所以，我在小说中写人体艺术展的情节时，不是像有的作者注重性刺激，而是要通过人体艺术展"拂去人世间人们心灵的迷雾，还灵魂以透明和真实，还人性的友善和真诚，还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的辉煌和壮美"。

　　在小说中我还这样写道："苏果想，唯有举办这样一个撞击世俗、打破沉闷、洞开思想窗户的《人体艺术画展》，才可以还真实和自然情操的社会人的本来面目，从而复苏人民追求生活光辉的希望和勇气。苏果认为，经过这段痛苦跋涉（指文革）的国人，特别需要注入一种新的冲动，这种冲动可以震撼一个迷茫和徘徊民族的灵魂。"

文化因素起着重大作用

　　记者：《打捞光明》的故事背景从"文革"一直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表现了包括从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联产承包"到反腐倡廉等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联系到你在这部小说后记中提到俄国著名作家涅克拉索夫的一句话"不要成为对重大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艺术家"，这是否代表您的一种文学观？创作《打捞光明》，你的宗旨是什么，你主要想表达怎样的思想观点？

　　谭仲池：这确实反映了我的文学观。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心，并用文学艺术去表现重大社会问题的真实，通过典型环境去塑造典型人物，在向人们提供艺术享受的同时，引发对某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思考，从而使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的文学观。我以为，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漠不关心，甚至远离时代和社会，去描写与社会和百姓命运毫不相干的作品，尽管能够炒出"著名作家"和畅销书，但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文学价值观的表现。

　　我之所以要写这部长篇小说，是因为我经过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近30年历史发展过程的思考，感到中国的发展命运，必须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要用思想解放的闪电来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然而，恰恰是观念转变，包"左"的思想的消除，显得非常艰难。我个人认为，文化因素起着重大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传统观念，加上小农经济的基础，使我们的观念转变特别艰难，因而使我国生产力发展障碍重重。我非常欣赏恩格斯的一句话：一切观念，现存的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建立在现实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可见，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否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不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只有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才能推动精神文明的发展，并最终解决思想观念问题。我在小说中，写笛子、钢琴就是寓意优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人的影响。我写粉"四人帮"，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农村改革的推进、实行联产承包、发展乡镇企业、招商引资到反腐倡廉等重大事件，也都是为了表达这种思想。更准确的说，我是想写一部现代思想小说，一部带有浓厚文化氛围和思辩色彩的小说。

小说中的市长不是我的影子

　　记者：你在书中塑造了一位正直、有才华、有魄力的市长形象。他在事业中既有机遇，也有痛苦和干扰。而您自己也是位市长，请问小说中有您自己的影子吗？

　　谭仲池：我要如实地告诉读者，小说中的市长不是我自己的影子。但是，他确实是我从生活中观察、提炼和思考出来的艺术形象。我没有把他写得很完美，也没有写得很高大，而是写得很平常、很真实，既能为老百姓亲近，又能为现实社会所接受。我在小说中写了他很多的局限性，如他在处理上下级和同事关系上有他的个性，但更多的是不成熟；在爱情上有他的追求，但又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其他人物也是如此，如寒玉冰是我要歌颂的人物，我也没有把他写得很完美，而是在有的问题上他也表现出徘徊犹豫。龙昌俭"文革"中受到批判，在改革中不能接受新事物，是个悲剧性人物，他悲就悲在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其根源在于缺乏理论和文化素养。另一个消极人物龙云帆本是一位很有前程的年轻干部，他的悲剧在于改革开放中，他错误地总结了某些人"成功"的经验（现在还有干部这样做），因而是打捞了人生的黑蝉。我以为，一个人的腐败、堕落，并不一定都是简单的"物欲主义者"，也有可能是有抱负、有追求、甚至有奋斗勇气的人。只是因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从而作出"黑暗"的选择。

　　至于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其实很简单，当过农民，参过军，在农村教过书，从事过影视工作，再到今天从政。这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也告诉我，无论是做官还是当作家，首先是做人。我在小说里写到寒玉冰关于"风"的一篇演讲稿，其实也表达了我对做人的看法。

不当市长以后想当作家

　　记者：据说，您的名片上除了市长的头衔外，还有一个作家。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先后创作了十几部诗文集，包括《打捞光明》这部长篇小说，并且一直笔耕不辍，文学圈的朋友称您为"诗长市长"，请问您是怎样将市长与作家这两种角色有机结合并相得益彰的呢？

　　谭仲池：是的，有的读者称我为"诗人市长"，但到今天为止，我却感到很惭愧，诗文写得不好，市长也当得不好。我可以说这个称号名不符实。

　　笔耕不止，读书不止，这无论是对当作家还是当市长都是重要的，因为当作家必须多读书、多思考、多了解社会，才能写好作品；当市长同样要多读书、多思考，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文化素质；同时要更了解社会、更了解百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者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当市长是我的本职工作，我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政务，还要下基层调研，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时间对于我来说太少了；当作家要读书写作也需要时间。怎么办？只能少休息，在星期六、星期天，工作之余，读读书，写写东西，在我来看，这也是一种休息，是另一种方式的休息。有时写一首诗，可以解除身心的疲倦。比如今“七一”前夕，我写了一首《阳光乐章》，从晚上11点写到12点，写完后我很激动，丝毫没有疲倦之感，因为它表达了一个党员的心声。

　　当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我没有离开政务工作岗位之前，我是很难再写长篇的，献给读者只是某个时候、某种环境下写的一首小诗或一篇小散文。我记得去年有位电视台记者采访我时问："您不当市长后打算干什么？"我说："我就去当作家，我要走遍全国的城市，然后写一本书，叫作《市长眼中的城市》。"那时也许我会再写长篇小说、电影剧本，或者写一些关于社会问题方面的随笔。但愿这不是梦想。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