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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
——关愚谦:游子回家
小
陆
关愚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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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老锦江和关愚谦先生"面对面"之前,我把他新推出的一部令著名作家王蒙"读一次流一次泪,难以自己"并为之作序的书《浪: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认真地读了一遍--那是怎样的传奇经历啊:惊心动魄的出逃、九死一生的磨难、悲欢离合的婚恋……人生大起大落的情节如此巧合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且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
家谱记载,他是清代名将关天培之后,父亲和周恩来是同学,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他自己曾陪同外国朋友多次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曾给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做过翻译;也曾在一夜之间差点成了右派分子,发配到青海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再度遭殃,被迫离开祖国,成为被通缉的"叛国者"……
“我这一生可以死去了七、八次,自杀了七、八次”
接过关愚谦递上的名片,上面印着:德国汉堡大学教授、中国浙江大学教授、欧洲华人学会理事长。其实除这些身份外,他还是香港《信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专栏作家,出过十几部著作。他唯一一部写自身经历的书《浪》几个月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第一版15000册已全部售完;德文版的《浪》在德国推出只两个月,已有5个电台、5个演讲等着他;更有俄、法、美、英、中国香港等文化界人士对此书感兴趣,意欲把它拍成一部"好莱坞电影"。
正逢上海举办"德国汉堡文化周",关愚谦应邀踏上自己的土地,赴同济大学演讲。游子回家--在生命的第七十个年头,又一次以真挚的深情拥抱祖国,激动鲜明地写在他脸上。
"在同济大学演讲时,我情不自禁唱了好多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歌:当年在北京外国语学校读书时唱过的俄文歌、英文歌,发配青海时向当地人学的'青海花儿',在埃及监狱时唱过的'我的家乡'……
"我这一生最大的特点是乐观、坦荡,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人的事。三十七岁那年遭遇'文革',我以一种不正常的方式,离开了祖国、母亲和妻儿。几经艰难险阻,最后落脚德国。可以说,我的一生是在死亡的追逐下过来的。小的时候,日本人的子弹从我的头皮上擦过,我没有死;流放青海时,在丛林里被狼群围困,我没有死;'文革'挨整走投无路时,我没有死;被迫逃离中国壁垒森严的关卡时,我没有死;在埃及监狱非人的折磨下,我没有死;在德国的码头,扛钢筋差点累吐了血,我没有死……说到死,我这一生可以死去了七、八次,自杀了七、八次,但我是个生命力极强的人,我不轻易向命运低头。"
回忆往事是痛苦的,当说到自己不得不远离祖国、远离母亲的刹那,关愚谦眼圈红了,泪在眼眶里打转。那一刻,身为记者的我竟不忍相看……
五次写《上海啊,上海》,透视上海变化
为转移话题,记者问关愚谦对上海的感受--在《浪》中,他写到少年时代上海的生活,有一次,他和同学路过家附近的迈尔西爱路(现茂名南路),那里矗立着当时全上海最高级的旅店:老锦江。大概走得有点太靠近大门,一个"印度阿三"挥起短棍朝他们打来。他凭着以前练就的"躲闪法"功夫,没被打着,而一旁的同学却被打得整个背部红肿起来。关愚谦气急了,年少的他当时就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住进锦江饭店,为和他一样的中国孩子争口气!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关愚谦记不清有多少次住进锦江饭店了。每次来上海,他都会小住几天。现在儿子开公司,还特意租了一套老锦江的房间。想想,不仅当年的气给争回来了,而且每每看到上海的变化,不由得豪情万丈!
关愚谦写过五篇总题叫《上海啊,上海》的文章。第一篇写于1981年,那时他由德国第一次回上海,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借了辆自行车从淮海坊出发,一直骑到静安寺,再往西,来到当年的母校市西中学。一路上街道、建筑几乎没什么变化,这令他很伤感。第二次写上海是在1984年,他欣喜地发现上海有变化了,但是商店的营业员一副爱理不理的表情,对顾客态度冷淡。几年后第三次写上海,他感到百货商店的营业员态度不一样了,由冷面孔变成了热面孔,这座城市,一切都在百废俱兴。再隔一年来上海,忽然发现陕西路排起了长队,人们都在争相购买股票……最近的一次写上海就在几个月前,新世纪的上海变得连他这个"老上海"都不认得了,拔地而起的幢幢标志性建筑物,把上海衬得更高、更靓了!
五次写上海,五次不同的感受。每一次,都怀着一份期待;每一次,都寄寓了一份深情。关愚谦的写上海,又何尝不是在写中国!年届古稀,对故乡和祖国的观念愈来愈深切,她常常和母亲的形象连在一起,饱受苦难而善良宽容。现在,苦难已过去,祖国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关愚谦深深为祖国自豪。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本德国护照改变不了我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
“对德国读者来说,我的书是一座桥”
在汉堡,关愚谦教书之余还为多家报刊写专栏,是东南亚地区颇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给记者看《信报》上"关愚谦德意志"的国际评论专栏,不是想像中的那种短文章,而是要几乎占到报纸版面的一半。他同时还主编着两本杂志《德中论坛》和《欧华学报》。当然他最看重的是几部写中国文化、中国风俗的书:如《中国文化指南》《中国的传统》《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尤其是德文版的6卷本《鲁迅选集》,是他花了15年时间,发动20多个学生一起翻译的。这次德国文化代表团来上海,还特意带了一套送给上海图书馆。
关愚谦的书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很有读者。人们知道到书店买书要买"关的书","关的书"成了那些书店里的一个通行概念。这很让关愚谦欣慰,自从到德国去以后,他一直在想:西方人三、四百年来用传教士加大炮把西方的文化带到了东方,而西方人对东方的文化知道得太少了。所以,他决定以写作的方式把中国的文化带入西方,为此,他还于1981年组织了"欧洲华人学会",以凝聚更多的华人为此而努力。
"对很多德国读者来说,我的书是一座桥。我建筑这座'桥'是绝对有主观意识的--那就是把东方文化带入西方,让更多的人了解东方,了解中国。我打算写第二部讲述自身经历的书,因为《浪》中没能写到1981年以后德国的生活,题目就叫《桥》。这么多年来,一直有种力量在支撑着我,这种力量就是祖国。"
"我感觉我这一生没有虚度,我的苦难成了我的财富。如果还能年轻一次,我愿意再去一次青海……"关愚谦的眼睛变得清亮起来,穿过岁月之河,他似乎看到了鲜花、阳光、友谊和爱情。不是吗,抛开那些痛苦和灰暗,今日的青海早已不是昔日的青海了,今日的祖国也同样不再是昔日的祖国了。
采访结束,握别的一刻,关愚谦情不自禁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已经老了,我还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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