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起明天的太阳

黄传会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但在贫困地区，每年都有一百多万孩子因家庭贫困而失学，他们渴望读书，渴望得到受到教育的基本权利。

　　我国有近两亿文盲，全世界每四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近十年来，我国平均每年至少有一百万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三年来，十五万余名失学儿童被“希望工程”救助而重返校园。

第一章 一百万双饥渴的目光

五个少女的灰色故事

　　北京切诺基抬着头，艰难地爬行在几乎成四十五度角的陡坡上，好几次它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得不停下来歇一会儿。我不无担忧地问身旁的司机：“能行吗？能上得去？”

　　小伙子却显得极自信：“放心，我是百色地区正规驾校毕业的。”

　　十里山路，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切诺基驶进了平果县新安乡汤那屯，或许是难得有人开着小车到这里来，一大群孩子怯生生却又好奇地围了过来，村民们三五成堆，也远远站在一旁指指点点着。

我的脑际闪过的第一缕思绪是：原来广西并非到处都是桂林山水，原来广西居然还有这么贫困的地方！

正赶上开学的第二天，小学校王尚松校长告诉我，全校一百二十九名学生，来报名的只有八十人，交了费的还不到一半。

　　我问：“一名学生每学期收费多少？”

王校长说：“一、二年级书本费加学杂费是十八元，三、四、五年级十九元。不过，我们这里书本一般只买语文、算术、思想品德，像自然、地理、历史、音乐、美术都不买，不是不想买，是买不起。”

“这些副科都不上了？”

“只能这样。”王校长叹了口气。

一二十元，对于城市孩子来说，不过是买一件玩具的钱；但在这里，对于多数家庭却是不轻的负担。特别是那些有两三个孩子同时上学的家庭，负担更像山一般沉重。

“九分石头一分田”，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全村三百六十九户人家，去年的人均收入还不到一百四十元，人均粮食仅只一百四十公斤。解放四十多年了，村里至今仍不通电。普查人口时曾做过统计，全村二千零十八人，四十五岁以上的除了村长、会计等五个人稍识几个字外，其余的全部是文盲。

　　我提议到几位交不起学杂费的学生家看看。

农加学家原先住的是土改时分的地主的房子，去年八月塌了，父子俩（农加学父亲农上团因贫穷至今未娶，加学是他领养的）四处打“游击”，亲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刚刚帮他们盖了一间木房子。

这里的木房子分上下两层，下层养猪或养牛，上层住人。空荡荡的屋里四面透风，找不到一件能值十元钱的稍像样点的家具。

农上团才不过四十五岁，却满脸是黝黑的皱纹，佝偻着背。我问他去年的总收入，他掰着手指头算给我听：承包的两亩山地打了六百斤玉米，卖了三只鸡得了十九元钱。

“除了这些再没其它的？”

农上团摇了摇头。

“六百斤玉米哪够吃一年？”

农上团说：“去年我们吃了三个月国家返销粮，修房子还借了四百元贷款。”

一旁的王校长告诉我，这里的村民一年到头都喝玉米粥，一般是早晨起来熬一锅粥，全家人喝一天。说着，他走到锅台前，掀开锅盖，果然可见半锅结着嘎巴儿的玉米粥。

　　我突然冒了一句：“光喝粥多不经饱，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北方人那样做成窝窝头吃？”

　　农上团忙说：“那种东西没吃过，恐怕会吃不惯。”

王校长接过话头：“我看不是吃不惯，而是不经吃。一斤玉米面熬粥能熬大半锅，做窝窝头却做不了几个。”

我说：“老农，你才四十五岁，正是干活的时候，农闲时可想法到外头找点活干？”

“我？”农上团指了指自己，“到外头去？”

“对，做点小生意，或者给人家打工。”

农上团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山里人，做生意，不会，不会！再说，我走了，这个家怎么办？房子叫谁看？”

　　我心想，这么个穷家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我们又来到梁盛炳的家。建在山脚下的两间木房子，有一面连山墙都没有，用几张破竹席围着。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贴着的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和一张孩子得的奖状。

梁盛炳全家五口人，去年只收了八百斤玉米，加上乡里分给的五百斤返销粮，还缺一大截。这才刚刚开春，就已经快断粮了。三个儿子，老大念小学五年级，老二念四年级，老三九岁了，还在家呆着。

　　这时，老三躲藏在他父亲身后，用一双惊奇的目光悄悄望着我们。

　　我对梁盛炳说：“老三都九岁了，得想想办法让他去念书。”

“念书是要紧，吃饱肚子比念书更要紧。老大、老二的学费已经够我发愁的了，老三，”梁盛炳低声说，“实在是顾不上了。”

　　返回的路上，我问王校长：“你这一百二十九名学生，估计最后要流失掉多少？”

　　“好好再做做工作，恐怕还得二、三十名来不了，主要是女生。”

　　“为什么？”

“村民们重男轻女，觉得女孩子将来反正是人家的人，念不念差不多。一般女生念到四年级、五年级就不让再念了（这里的小学是五年制）。”

我又问：“上学期四年级的女生，这学期有几个没来？”

王校长说：”一共就七个女生，来报名的只有两个。”

“那五个就不来了？”

“每家我都去了，家里都说缺钱，负担不起。”

我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见见这五名已经流失的女学生。

屯子不大，王校长不一会儿便让人把她们喊来了。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王美爱，五个女孩儿站在我们的面前，显得有些拘谨。

她们当中最大的是王美爱十四岁，最小的王笑荣才十一岁。早春二月，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可她们没有一个穿毛衣或绒衣，都只穿着薄薄的单衣。

王校长在一旁插话：“刚才，听说北京来的记者要见见她们，她们都换上了最好的衣服，这是过年过节穿的，平时舍不得穿。”

我问她们到过县城没有，她们都摇头。

我问她们坐过汽车没有，她们也摇头。

我问她们平时在家都干什么，梁红亮回答放牛，王笑荣回答上山砍柴，王雪莲回答打猪菜，农英明回答砍柴，王美爱回答一边放牛一边砍柴。

　　我说：“叔叔给你们出一道题：你们现在最想的是什么？”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想读书！”

王美爱想了想，低声说：“我想读书，可是家里没钱。爸爸说：‘没有饭吃，怎么读书。’要是读书不用钱就好了。”

　　我再也问不下去了。

走前，我还到王笑荣的家看了看，她的父亲王安壮对我说，他的四个孩子都该上学，加起来七、八十元的学费实在负担不起，想来想去只好让笑荣停学。

切诺基启动了，要走了。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又围了过来，村民们用漠然的目光望着我们，算是送行。

　　小车驶出了村口，将要拐弯时，蓦地，我看见那五位女孩子站在路旁，正向我们招手。

　　“停下，停下！”我喊了起来。

还没待车轮停稳，我便跳下车，急迫地朝她们迎去。女孩儿们显然是哭了一场，一个个眼角挂着泪花，用一种饥渴而又充满着企盼的目光望着我，她们的嘴角嗫嚅着，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是该安慰安慰她们？还是该鼓励鼓励她们？一时，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沉思良久，我正欲说“孩子们，现在，我们国家还比较贫困，过几年一定会慢慢富起来的”，却又止住了。要是她们说“叔叔，过几年，我们就永远失去读书的机会了”，我该如何回答？

我摇了摇头，分别握了握她们的手，再也没有勇气抬头正眼看她们一下，我觉得我自己，还有我们，都欠了这些山里孩子一笔债，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于是，便逃也似地回到车上。

切诺基转了一道弯又一道弯，我禁不住往窗外瞥了一眼，天呀，五位女孩儿依然站在山头，依然在向我们招手……

雨中访瑶寨

　　到新民村瑶寨采访，得先坐车到海城乡，然后还得走十五里山路。

车上，陪同的团县委书记小梁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六十年代，一位大学生分配到平果县，县里征求她的意见：是留城关还是到海城？她琢磨了片刻，心想，海城顾名思义一定是建在海边的一座小城，于是便选择了海城。可到海城一看，却原来是穷乡僻壤，她后悔不已。

春雨潇潇，从县城到海城乡七十公里，汽车走了快三个小时。果不其然，海城既不在海边，也无城可言。

　　乡教委办覃主任劝我：“天下着雨，又要爬山路，是不是改日再去？”

　　出乡政府走不多远，便开始爬山。山道崎岖，且又下雨，极不好走。

覃主任向我介绍全乡的教育情况。这个贫困县里的纯少数民族乡（全部为壮、瑶族），学生的入学率仅维持在85%。全乡八十三所小学，一个教学点一名教师就占了六十三所。其中离乡里最远的百潭村那个教学点，一名代课教师教了二十一名学生，到乡里开次会，来回要走一百里山路。

　　“我们这里的古光屯还办了所‘新私塾’呢。”覃主任说。

　　“新私塾？”我觉得有些新鲜。

“叫私塾，不准确，其实是群众自己办学。古光屯山高路远，不设教学点，学生到外屯上学要翻一座大山，来回二十里地，家长不放心。孩子们也不愿意到外屯上学，因为家里穷，都穿得很破烂，怕让人笑话。十几名学生差不多都流失了。上学期，村民们自己请来了一名初中生，办起了一个教学点。”

　　我问：“教师的工资怎么解决？”

“谈不上工资，屯里每年给三百斤玉米作为报酬，农忙时，村民再帮老师家干点活儿。”

“你们这里每斤玉米值多少钱？”

“国家牌价两毛二，市场价三毛八。”

我算了算，三百斤玉米等于一百二十元，这位教师每月的报酬只有十元钱。

覃主任点了点头：“差不离吧！”

十元钱，这还抵不上城里卖冰棍的老太太一天的收入！

本想先找村长谈谈，覃主任说：“村长没有文化，村里的情况还不如黄校长知道的多。”

黄校长介绍，新民村共有十个自然屯，人口一千一百三十八人。去年人均分粮不到九十公斤，收入不足八十元。这几年地没增多，人口却添了不少，所以，人均粮食反而少了。这里的山地，除了种种玉米，什么都不长。村民们想喂猪，可是人都吃不饱，猪吃什么？喂羊，山上光有石头不长草。

贫穷使许多家庭交不起每学期五元的学杂费（这里的学费比其它学校少）。全村一百五十二名适龄儿童，只有九十九名能上学，入学率仅占65%。

来前，我在一份简报上看到，村里有三个孤儿卢秀金、卢兴海、卢兴兵，一九八五、八六两年父母相继去世，留下姐弟三人相依为命。今年才十五岁的姐姐卢秀金，不得不用瘦弱的双肩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她既当爹又当娘，没日没夜地干活儿。大弟弟卢兴海该上学了，学杂费怎么办？思来想去，她只好拆掉围房子用的木条当山柴卖了。待到小弟弟卢兴兵也要上学时，她再也想不出办法，因为那些木条子已经差不多卖光了……

站在卢秀金家那间歪歪斜斜的茅草房前，真叫人担忧来一阵稍大点儿的风，就会将它掀倒。

屋里光线昏暗，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儿，赤着脚，穿一件脏兮兮的单衣，坐在灶前，正冻得发抖。

黄校长用土话问了小男孩儿几句后，告诉我，她就是卢兴兵，他的姐姐和哥哥帮别人家干活儿去了。

“他们还帮别人忙？”我有些纳闷。

黄校长说：“可能是过去人家帮了他们的忙；也有可能他们借了别人的粮食，现在用帮工交换。”

里屋是孩子们睡觉的地方，一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木床上铺着半领破草席，草席上堆着几块黑乎乎的烂棉絮。真想象不出姐弟三个是如何渡过寒冷的冬夜的？

我的眼睛一阵酸涩。

我蹲下身子，拉过卢兴兵的手，问他：“兴兵，你想上学吗？”

卢兴兵木然地望着我。

“读书，想读书吗？”

他眨巴了一下眼睛，很快朝我点了点头。显然，这句话他听懂了。

本来，这些刚刚懂事的孩子，是应该在课堂里渡过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的；然而，可诅咒的贫困却剥夺了这种最基本的权利。大山阻隔了现代文明，使他们不知道山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不知道生日蛋糕、电子游戏机和小人书。他们要是知道了，那幼小的心灵何以经受得了这种强烈的刺激？

　　我留下点钱，请黄校长代卢兴兵把学费交了，剩下的再帮他买点学习用品。

　　我唯一能尽到的只有这么点力量。

　　寨子里像这样的孤儿还有三个，半孤儿（父母一方在）六个。

　　我们走进一间间破旧的茅草房，无一不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阴雨翻飞，雨丝淋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衣服……

眼前的这个瑶寨使我想起了其它的一些少数民族，尽管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一直持一种倾斜政策，调动各种手段常年给予扶持，但由于历史、自然等等诸种因素的影响，至今，仍有四分之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处于贫困圈内。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更是远远落后于其它地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地处黄河中游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是国家重点扶贫县。据县教育科统计：一九八九至一九九0学年度，适龄儿童未入学率为19.9%，流失率为10.5%，全县失学儿童总数达一万四千四百七十名，每三名儿童就有一名失学，该县郑旗乡是个纯回族乡，去年，由于受灾严重，人均收入仅五十元，人均粮食六十公斤。全乡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61.5%，近三百名孩子由于交不起三元钱的学费，未能逃脱失学的命运。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北与西藏，西与缅甸为邻。加上本族没有文字，长期停留在“木刻传递信息，结绳记数日子”，甚至以鸟语花开来判断节令时季。解放后，贡山的经济发展了，但由于原来基础薄弱，至今仍有三分之二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只能维持在75%，而这其中有三分之二学生未读到小学毕业就流失了。棒打乡除了乡中心小学外，各村均无完小。学生们读完三年级经过考试，才有一部分学生能到乡中心完小继续学习。就是这些“幸运儿”，也往往由于路途遥远，家庭困难等原因而中途辍学。在各村小，见不到一本课外读物，见不到一件体育器材，见不到一间能称之为“教室”的教室，除了必不可少的粉笔外，没有任何其它教具。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的红水村，由于本村人口稀少没有教学点，而到外乡上学又得走几十里山路，至今尚无一名小学毕业生。

青海牧区六州每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一点八人，地广人稀，同时又因游牧流动性大，很多孩子无学可上或间断失学。

　　在内蒙古大摹，季节性的风沙和大雪，常常迫使大批学生季节性失学……

　　改变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落后及失学严重的现状，迫在眉睫！

红土地的呼唤

　　 大别山南麓有一个红安县。

红安是块神奇的土地——

共和国的两位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就是诞生在这里。建国后，从红安走出来的两百多位功勋显著的将军中，有两人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四人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人任过中央正副部长，有十二人任过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还有一百八十多人担任过省级领导或被授予少将以上的军衔。

　　红安是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土地——

战火曾把这里烧成一片焦土，“无人区”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在先后持续的二十几年战争中，全县遇难群众达十万之多，登记在册的烈士二千二百人。红军长征时，每四名英烈中就有一名属红安籍。

天台山、老君山、黄毛尖……到处是险峻绵亘的山峰，这里的每座山头都曾在战火中颤栗，它们用自己的胸膛抵挡过敌人的枪炮，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悲壮之歌。

然而，大山却也有劣势。和平建设时期，它们隔阻了山外的文明之声，固执地把贫穷和愚昧挽留在自己的怀抱之中，致使红安这块一千八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七里坪镇——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如今，这里的小学高挂着“列宁小学”的校牌。陈列室里收藏着半个多世纪前列宁小学的国语课本——当时的苏维埃政府编写了这样的教材：“春风起，秋风凉，打倒富豪不交粮。”“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他一生都为革命工作。”在这里，老赤卫队员记忆犹新，当他们第一次跨进列宁小学的校门时，他们的父母像送子参军一样，为孩子们披红戴花。

　　老区人民并非不懂得教育的重要，只是贫穷一直困扰着他们，使这里的教育处境窘迫。

　　就在离七里坪镇不远的花园畈乡马蹄山村，我们走进了学生郑红艳的家。

两间进门要低头的低矮土房，已经年久失修。屋内，除了一张油漆剥落的旧桌子，几条摇摇晃晃的板凳和一只木脸盆架外，再也找不到别的家具。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墙上竟赫然贴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两年前，父亲不幸病故，他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家产，却留下了一千元的债。

为了还债，母亲吴喜梅终日劳作，省吃俭用。在他们家，一年也难得吃到一回沾油星的菜。

　　哥哥正在上初中，每天一放学就跑去帮人家放牛，为的是在农忙时能借人家的牛耕耕地。

　　郑红艳寒、暑假一天都不敢在家里呆，全在县城里帮人照看孩子，每学期几十元的学费，就指望着两个假期靠自己去挣。

“你会带孩子？”

“开头不行，后来慢慢学会了。”

“带一个月给多少钱？”

“十七元。”

吴喜梅红着眼圈，说：“两个孩子不讲吃不讲穿，就想着念书。成绩也好，哥哥每回考第一，红艳也是头几名。好几回，我想说：‘孩子，家里实在太穷了，你们就莫念了……’可话到喉头，我又说不出口……”

　　是的，没有什么比孩子对读书的渴求更让人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