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来 近 照

道路是一种很不可靠的东西

记者：阿来先生，一部《尘埃落定》，在文学圈内得到肯定，市场业绩也相当不错，一部严肃文学作品上了各地的畅销书排行榜……

阿来：对于小说自身的艺术水准，我自己也有不低的评价。小说写到三分之一，我心中就有种一部好作品正在诞生的强烈预感。当故事的轮廓逐渐清晰，灵敏语感变成了一股潜流，整部作品有了一个稳定而富于节奏的调子。小说和音乐一样，有的调子呈现很多东西，同时还潜藏着另一些东西，而有些调子却空空洞洞，一堆零乱的符号而已。

记者：这样一部异域题材的，带有神秘感的作品，特别容易引发读者对作家本人的好奇心，比如，由作品里描写的土司家族，人们非常容易想到你就出身于这样一个家族。

阿来：我要让这样想的读者失望了。在血统上，我和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家族没有任何渊源。表示出，一个时代，一个阶层都在那一时刻走向了结局。

记者：那么，你不是土司家族出身?

阿来：关键还在于，在我们生长的时代，什么样的出身已经很不重要。

我于五十年代末出生于一个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里。小村子的名字在我一些小说里出现过：卡尔古，在我们的口语里是山沟更深处的意思。仅从名字，就可以想像她有多么僻静遥远。但这种僻远却不能逃避这个时代所必须经历过的一切。我在村里只有两名教师的小学里上小学时，童年时代的记忆中最多的是那个时代的饥俄与匮乏，那种无奈中的木然与悲哀。十三岁，我离开家，到几十公里外乡村中学上学。那个时代的新潮人物中，我比较喜欢黄帅，但不喜欢张铁生。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成绩好，但又不驯服的学生。

1976年初中毕业，有城镇户口的人开大会戴红花拿国家补助上山下乡，乡下来一年后，大部分时间在山间牧场放牧，后来，当民工去了一个水电站工地，偶然地被一个有文化的干部发现并怜惜我那一点点文化，让去学点技术，结果当了拖拉机手，直到恢复考试升学制度，全中国的青年都在赶考那一年。后来，因为上师范学校而当教师，1984年，因为开始写作，调到阿坝州文化局所属的文学杂志《草地》当编辑。直到写完《尘埃落定》之后，才离开故乡，在1997来到现在生活的成都。参军一事，也是这个时候，《尘》封笔于1994年冬天。自己感觉已经可以对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有一个交待了，再呆在一个朝不保夕的小单位，实在看不到什么前途。更重要的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明白，在当地根本无法争取到一个更好的环境，便想离开。作家朋友裘山山帮忙向成都军区推荐，已经很有眉目的一件事情了，最后又卡了壳。于是，干脆辞了职，跑到成都应聘于《科幻世界》杂志。从普通编辑干起，直到今天。

记者：听说你曾写过诗歌?

阿来：我是从写诗开始文学创作的，我想，有些诗歌就是放在今天，也应在相当的水准线上。还是说那首叫《我没有去送葬》的诗吧。诗里有一节是这样写的：

送葬的人们越走越高

把谷底的村子抛在身后，并且歌唱

男人在歌唱，女人在歌唱

老人在歌唱，少年也在歌唱

像是要远离众多的日子与艰难的村庄

他们歌唱着仿佛要去到天上

而我好像有些事不关己，总在一边默默地观察：

留下我，目送他们

并且照看畜栏中的牛

园中的苹果，核桃及药草地窖中的盐，茶叶与针线

就像《尘埃落定》有一定的象征，这首诗里也有象征，这里的我已经有些像写出这部小说的我了。我这样描写了众生：“送葬的人们，排列成行/表情阴柔，像一群智慧而困惑的／宿命论者，像团团灌木荫凉了无思想。”这是一种诗化过去悲哀的表达，而在我的小说里，至少是一些人物，已经突破了这种看法。

记者：我们已经开始接触到你的创作道路了。

阿来：天哪，创作……道路!道路!在我家乡的大山里，道路是一种很不可靠的东西，随时随地，它高兴什么时候消失就什么时候消失，它想在什么地方消失就在什么地方消失。一堵断崖前，一条小河边，一丛林莽里，一片沼泽边。好在，我总算还在一步步往前走。小时候，我并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东西，彼时彼地，起支配作用的，就是一种最简单的生存法则。到二十多岁，我开始接触到文学，并清楚感觉到了这种东西带给我的震撼。第一次读到普希金，读到海明威时那种难以言状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海明威之后是菲茨杰拉德，是惠特曼，是聂鲁达，是叶赛宁，这个单子越来越长。最终的结果是，我也拿起了笔，作我自己想做的表达。诗歌之外，我还发表过一些中短篇小说，其中一些应该是有相当水准的，可惜没有引起多大关注。好在，我不是为了好评而写作。

记者：你是说对读书界的评价很不在意?

阿来：我的意思只是没有好评时，也没有特别灰心。当好评涌来时，我非常高兴。关于《尘埃落定》的反应，我非常耐心地搜罗了一大堆报纸，只要有一句好话，我都不会放过。这些天我老在书市上逛，看到自己的书在书摊上散布开来，心里不免暗自得意。不，那美妙的感觉远不是得意两个字可以形容。

记者：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吗?

阿来：写《尘埃落定》时，白天写作，晚上看九四世界杯。又是一个四年了，也许要等看完了这届世界杯再动手。

记者：也就是说，你已经有写作计划了。

阿来：计划很容易有，题材也容易找，但要真正动笔，在情感上却需要更长时间的酝酿。酒捂在坛子里，只有到了启封的时候再启封，才会满屋飘香。

记者：再说说你刚写出《尘埃落定》的情况，听说，这本书的出版并不顺利。

阿来：自己觉得写出了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东西。写完之后是长达四年的在全国各出版社和大的期刊社之间的旅行。

他们可能是托词：现在纯文学不景气，觉得这种小说不会有市场。编辑习惯了看先前的有规律的小说，发现《尘埃落定》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吃不准，没有办法给它一个定性，说它好还是不好。只好“请你理解”。

记者：在四年的流浪中．你的信心动摇了?

阿来：没有。计划体制带来的结果：并不是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岗位上，现在也如此，只是当初更严重。再加上当时开始搞市场经济，那时认为小说写凶杀写色情才有市场，至少是认为纯文学没有市场。

记者：最后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来：我甚至已经不抱希望了，反而是“人民文学”拿到这个稿子，一个月后就拍板，作为1998年的重点稿。首印就印了5万。后来是长时间的被盗版。后来又印刷5次，正版将近10万册。也许到了1998年，恰好公众可能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饥渴期吧，没有读到特别的作品。作品有很多机缘。

记者：文学专业人士可能不大理会，但读者还是对人物的原型、渊源感兴趣。你的人物有什么原型吗?

阿来：没有。这也是我极力避免的。在阿坝那个地方有清朝册封的18个土司。我也读了很多史料。如果我照着一个原型写，说不定土司的后代会找我纠缠。这种题材是比较敏感的。服饰、建筑、风俗、典章制度，我保证都很真实。但进入到故事领域，就是我的虚构了。

记者：这些人物在你先前的小说中出现过吗?

阿来：没有。以前写的都是当代生活。完全没有那个时段的故事。

记者：你的人物不是无根的吧?

阿来：我可以这样说，里头有几个人物倒是像我本人性格中的不同侧面。如果拍电影，我觉得自己可以扮演其中一个人物。

记者：哪几个人物?

阿来：老土司，土司的傻瓜儿子，被割去舌头的书记官。

记者：你是在写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故事，那么爱情故事只为了配合它吗?

阿来：不是，不完全是。我们通常的小说一个都不敢离开中心。这样的小说读起来没劲。

我喜欢写一些不那么要紧的东西，说一些不那么要紧的话，首先它们好看，而且写出了某种真实状态。

记者：这部小说写了权力斗争。中国读者对宫廷、权力有阅读经验、阅读准备。

阿来：有批评家看出了小说中的寓言性质。寓言可以让读者会心一笑，原来一个土司，跟一个国王皇帝争斗起来是一样的。我在写作时也经常有会心的联想。

土司在藏语里叫“嘉波”，就是国王的意思。他从中原王朝领一块金牌，不时有大员来他的领地视察一下。每年上供一些麝香、豹皮、鹿茸，上边则赏赐银子、绸缎。这种交易是一种赚钱的买卖。他给皇帝的总是少，皇帝给他的总是多。皇帝是一个大施主。但他回去后完全是个国王。它很小，是一个微缩景观，可以看得很清楚。

记者：这么多年以后，你回过头去看，怎么评价它?

阿来：它已经有它自己的生命，不再是我的私有品，我还是觉得它是个好东西。

记者：有遗憾吗?

阿来：所有的东西完成后都有遗憾，但是我永远不会动它一个指头。它就是那个阶段的我的最好东西。我也没有特别理性地想它何处好何处不好。

记者：在奖和版税之间，你会更看重哪个?

阿来：那我更喜欢版税。得到茅盾文学奖，当然高兴。它在中文世界已经取得了成功，包括台湾版和加拿大版，而且都销售得很好。

英文版一直在谈。经过经纪人的运作，找到了一家最好的美国文学出版社——休格顿出版公司。它首先是美国市场对我的小说的一种认可。翻译者给我发来一个很长的传真，传达了出版社的态度，说你不要以为是仅仅因为小说的西藏背景，首先他们(出版社)认为它是一部很精彩的中国小说，因为这个出版社出版了很多中国小说，其中的故事都很好，但人物往往平面化。而你的“人物生活，个性复杂，富戏剧性效果，又不失真实感”。翻译者是著名的汉学家葛浩文，译过萧红、沈从文的作品。

这次不是买断版权。15万美元也只是3万精装本的版税，仅仅是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三国的英语版权。经纪人是美国最好的经纪人之一，他代理的作家中包括谭恩美。另外他也要求我授予另外14种语种的代理权，还有就是我其它作品英语版权的优先权。

茅盾文学奖是来自国内学术界和官方的认可。签约英语版权是来自美国市场的接受。

记者：对《尘埃落定》有没有很到位的批评?

阿来：如果是我来选择，从这个批评家那里拿一点，那个批评家拿一点，拼合在一起，可能会比较满意。

我们的批评家很少作文本批评。中国现在的批评家只是用你作材料，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为此在寻找适合他的概念的材料。

记者：哪些阅读过的作品，是你比较愿意靠近的?

阿来：我对拉美文学作过一些研究，也研究过欧洲文学，但我更喜欢美国文学。

对我有直接影响的，还有一部《侏儒》，很薄的长篇。写一种不太正常人的思维，对我有启发。后来还有人说我写的是中国的阿甘。幸亏阿甘是后出的。

记者：国内批评家一度经常使用的一种批评句式就是：某某某的长篇小说不像长篇，意思大概是不饱满。好像没有谁用类似的句子批评你。

阿来：可能我除了故事，还有人物立得住吧。

人类的故事是逃不开一些大的模式的。你要是强迫自己写一个不同模式，人家可能会认为它没有真实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通常的中国小说家比较拘谨，老是扣紧一个主题不撒手。所以人物故事不够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