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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在商海的文学之星
——访谈青年作家郭潜力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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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今天咱俩是初次见面，一是想请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另外介绍一些你的创作，你不是专职写东西的，因为你有工作，抽空在业余时间写东西。文学这条路既然走上了，可能就不想停下来了，以后还要写些什么东西？实际上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你过去的工作和创作经历以及下一步的创作想法。
郭：行，那我就先谈谈在海南的经历吧，海南是我感受人生最强烈的地方。我是89年去海南岛的，原来在内地的一所中专学校当团委书记，当时是助理讲师。88年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时候，江西省建工局、江西建设银行，江西水泥厂三家，筹计了一个项目，作为江西在海南的经济据点、窗口，考察之后决定建一座上星级的酒店。当时他们三家在系统内各挑选了一批所谓精兵强将，派驻到海口市。组织上找到我时，我拒绝了，在学校干得挺顺的，还有可能上个台阶，没理由去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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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当时你多大？
郭：二十六、七岁吧。
黄：那你今年多大了？
郭：一晃就十多年了，你算吧。
黄：可是看你还是很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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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由于当时不是很想去，组织上就动员我，给我买了往返程机票，说你可以先去看看，看了再定。见人家这么诚恳，我怎么也得去应付一下吧，权当是看看大海吹吹椰风，难得旅游吧。结果这一去就往想回了。不过海南当时的确挺落后的。
黄：可是八几年海南已经开始发展了。
郭：但它基础太差，一场大雨水就淹上了膝盖。打一个长途电话得去邮局排一上午的队，还得扯开嗓子叫，一点秘密也没有了。不过我们当初上岛的人都说内地是几十年如一日，海南是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操什么方言的人都有，稍微像点样的楼房，门上都挂满了公司牌匾，除了西藏台湾，全国哪个省都开了办事处，像个小联合国。人气旺极了。我去海南还有一个理由，我母亲当年是解放海南岛的，四野的。她打江山我创业，冥冥中上帝的安排。不过她开始时是极不赞成我去的，在她记忆中那是个蛮荒的地方，她说以前那的老百姓用椰树叶遮体，但她对那的人的质朴热情还是称赞有加的。
黄：过去海南是流放犯人贬谪重臣的地方，有"千去千不还"之说。
郭：对，海口至今还有个"五公祠"，官及宰相，文人嘛，"苏公词"了。海南人给他们树碑立传，丝毫不计较他们对热带丛障的牢骚，印证了我母亲的说法。这是我上岛后对海南人的第一认识。免费双飞考察黎村苗寨大海椰林就是半个月。回来后就赶上了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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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那你是什么时侯正式去海南的？
郭：八九年六月七号。
黄：刚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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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对，我当时还是学校的团委书记，可想那时的情况了，累得要命，心也特烦。所以一结束我就决定去海南了，去开辟一个全新的生活。
黄：你是哪里人？
郭：我祖籍江西莲花，井冈山那边。但我没在那生活过，记忆中随父亲回去住过两个晚上。父母是军人，六、七十年代反修防修积极备战，我天南地北地跟着跑，呆了无数个地方，大到北京广州小到广西湘西的大山深处，中蒙边境的大草原上还逮过白老鼠呢。长的两三年短的几个月，过一种漂浮不定的生活。回南昌是在父亲离休之后，他要落叶归根。
黄：这对你今天有影响吗？
郭：毫无疑问，时常都有一种想去浪迹天涯的冲动。很难安分。这对文学创作兴许有点好处，所谓见多识广嘛。不管不顾奔海南也可能与此有关系。
黄：谈谈上岛之后的情况？
郭：当时酒店还在筹建，他们让我当第一副总经理，兼总办主任。
黄：什么酒店？
郭：就是我前面说的由三家投资的海口新南洋大酒店。从选址、基建到最后的经营全是我们，一帮很想干番事业的年轻人。当时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还写过我们的专访，题目就叫《闯天涯》。《中国青年报》上注销来后，半年内信件络绎不绝，反过来把我们兴奋得真跟英雄似的，加倍激励自己。
黄：你过去搞过酒店吗？
郭：没有，都是是半路出家的。好在当时热情高又年轻，边学边干，幸亏是从基建干起，这点很重要，等于从头一点一滴的啃起，选址、设计、布局、采购，房子建好了，也都出师了。那时我们到处考察，广州深圳，哪好往哪钻，回来就改，不厌其烦地改，改得原设计方和施工方要跟我们玩命。在学习上我们绝对不耻下问，特级厨师高级主管，墙角挖向了全国。还有更有意思的，一家高级酒店的餐厅里，我们几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装模作样的盯着人家印制精美的菜谱半天都不点菜，趁人稍不留神就插进了怀里，回去收拾战利品，还有偷人家桌号牌的。凡是什么新鲜我们就拿什么。我们当时想的，这酒店就是我们的新家了，一定得把它弄得像模像样。
黄：酒店规模大吗？
郭：还行，三星级标准，在当时的海南岛是非常有名气的，闯海南的人或多或少都应该知道它。它当时还接待过一个岛国的总统。
黄：后来呢？
郭：酒店从九零年初开始营业，一直到九二年中，经营得一直比较顺利，但当时受八九年那场风波影响，海南一度显得萧条，各省都开始清理追回在海南的投资，江西也不例外，而且我们这个项目在海南热时绕过了江西省的立项，银行投入的资金也有违规之嫌，所以上级要求尽快卖掉，把资金收回去。没办法，只有忍痛割爱了。当时想买我们酒店的人不少，结果净赚了不少。
黄：还不错呀。
郭：但很快就"东风吹来满眼春"了。小平南巡之后，特区的房地产业立刻腾飞了起来。我们酒店要是这时候卖--现在想着还觉得可惜。在我们这个体制下搞经营，时常有钝痛的感觉。一个项目说搞是它，说黄也是它，且不说是否合乎客观规律，合乎科学逻辑，就是那么多人为此付出的青春、心血又何以补偿呢？人们一旦看透就容易丧失理想，而丧失理想又谈何尽心尽职毫无私心杂念主观能动性地去工作呢？
黄：那你们这批人怎么办呢？
郭：酒店一卖人就得撤回，而这些人过去在单位都不错，可离开三、四年人走也茶凉了，何况大家又都习惯了海南，最主要的是接受了这里的思维、行为方式，回去后怕很难适应。尽管海南这时的条件依旧不算好，但它能让你活得开心，有苦中有乐的感觉，所以大家基本留了下来，自谋生路。分手时神情凄惨，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还比较幸运，海南建行要了我。他们当时正准备搞一个全国建设银行系统在海南的培训基地，其实就是一座大酒店，规模不小，三十五、六层的空壳，是一个回收贷款抵押的项目，计划再投资一个多亿。行长在新南洋应酬时与我相识，挺赏识我，二话没说就把我调进来了，从九三年六月到九四年初，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国家开始宏观调控，银根也随之紧缩。项目停了下来。我坐不住，找到行长一商量，就先搞起了旅游公司，国家二类社，旅游车队，旅游包机，航空客货运输，港澳台国内外游客，就是想一心一意跟以后的酒店配套。海南的产业方针是以旅游为龙头，这么好的环境的确大有可为。可去年银行又开始剥离不良资产，各专业银行都相应成立了所谓的资产管理公司，我们的前途又可想而知了。
黄：你有什么打算？
郭：还干企业呀，这是一个发展经济的时代，只有在第一线探索摔打过，才能积累更多的人生故事，才会有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
黄：我觉得啊，做酒店是非常好的。前些年，我一个朋友在深圳投资了一个酒店，让我帮他去管理，实际上总经理什么的，都聘的是广东、深圳人，我做为投资方代表，象个太上皇，挺舒服的。
郭：酒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小社会，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你都能碰到，做为一个主要管理者，你可以把自己的管理个性融汇进去，检验你存在的价值。酒店管理实际上像支军队，单线负责制的，员工、小组长、领班，就跟部队的班长、连长一样，管理体系非常垂直线条，做为一个总经理，主要工作就是公关，每天迎来送往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内部管理、具体经营，都已按步就班分工了。
黄：当老总也不是一般的应酬吧。
郭：当然呀，我们新南洋当时能在省里有影响，一些主要领导把重大活动或外事活动放在我们这，连外国总统也来了，这不能不说是公关活动的结果，这对提升酒店的影响创名牌效应，举足轻重。
黄：你除了写作，都有些什么业余爱好？
郭：我挺懒的，现在连一些必须的应酬也开始逃避了，麻将不会，带赌的也一概不沾，上上网，看看书，写东西，不这样哪会挤出一百多万字呢。
黄：也不少了。
郭：主要还是两部长篇。
黄：我看的一部是《城市狩猎》，还有一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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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是《海口干杯》。我最近刚写完一部中篇，是写在部队的一段生活，地点是湖南湘西，书名叫《豹子湾》，给了《中国作家》，大概是8月份能出来吧，稍长了点，六万来字。主要还是业余时间写。在企业负责，时间还是比较自由的，大家都知道你有熬夜写东西的毛病，不按时去也就没什么奇怪了。关键是让大家接受你的习惯，不管好坏，大家习惯了你的习惯，也就顺眼了，也就天经地义了。 |
黄：都获得过什么奖？
郭：入选过海南省1988至1999年文学探索者三十强。《城市狩猎》获了一个海南省1999至2000年度优秀精神产品奖。
黄：海南省的优秀精神产品奖，相当于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吧？它除了给荣誉还给什么？
郭：给3000块钱。
黄：钱是不多，但这个荣誉很重要的。
郭：有过一个笑话，九五年《海口干杯》原本也要获奖的，听说一个领导看了书名后说，"海口干杯"？这写吃吃喝喝的怎么能获奖！当时还有一个作者写了国民党将军的故乡情结。这位领导听了梗概后，说写国民党将军的怎么能评共产党的奖！在省作协的坚持下，那年便特设了两个提名奖。
黄：有意思。原来海南作协主席是叶蔚林吧？
郭：对。
黄：海南文联和作协没分吧？
郭：分了。
黄：那现在是蒋子丹吧？
郭：对，是蒋子丹。韩少功后就是蒋子丹了，去年改选的。
黄：作品没触�"电"吗？
郭：九六年中北电视艺术中心通过海口电视台找到我，专门请我去他们的北京香山外景基地洽谈买断《海口干杯》的事。合同签了，版费付了，还清了一个著名的女编剧改编。我看过她改编的第一稿，以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作为原著者，我看并不值得去劳神。
黄：还是谈谈你具体的创作情况吧。
郭：《海口干杯》是当时海南情况的一个缩写。那时候海南岛是很落后的，许多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到那去追求一种愿望去的。去了以后，早期的有志者又对现实很不满足，认为特区不应该这样的，它应该有别于内地原来那种模式继续走下去。现在全国一般齐了，特区现在跟内地也没有多大区别了。特别是人的观念上，海南岛很早就进入了市场经济，你有能力，你能闯，能吃苦，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你不会饿死，但是你可能闯到今天还是疲惫而归。可你只要抓住一次机会，很可能一夜之间就天翻地覆了，尽管这样可能属于不正常，但是它确实是人生的一次机遇。在内地一个单位，干的好，年终表扬发奖状，领导奖励当个小科长，甚至处长什么的，看得见的也是个奔着厅长而去，按步就班拾阶而上。但海南岛它不应该是这样发展的。严格意义上，为什么西方的一些城市发展得会那么迅速，它给各种人提供一个只要你有能力，就是我前面讲的三条，能吃苦，能闯，有能力，你就具备一个可能突然之间该有的生活。《城市狩猎》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抓住了一个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心态来写的，后来因为外部环境的改变，特区初创时速度遮掩下的危机全都暴露出来，随之事事非非、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全都明火执仗地浮出水面。浪漫主义掉进了谷底。用评论家的话说那些�"多半揣着拓荒者或冒险家的雄心和自我意志登上城市空间的舞台，希冀未来会上演一部悲剧的个人奋斗的史诗。但是……这种设想，跟城市的现实和城市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归根结底，城市--市场的欲望化的现代城市--是一种对主体意志的否定性力量，尽管它无时无刻发生着惨烈甚至惊心动魄的战斗，但这战斗根本不是为古典式英雄预备的，相反，最终看来，它将统统化为博弈性的游戏--虽然常常要以毁灭为代价。"现在有评论家希望我再写一部，合成城市进程的三步曲，浪漫，现实，以及未来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调，碰到困难，特别是经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整个亚洲的经济都萎缩了一些，发展滞后了或者是缓慢了，中国也不例外，再加上中国改革中金融机构的毛病、体制的毛病都出来了，下一步的城市人心态会是怎样，值得思考。我不太欣赏现代年青人的那种完全自我的创作，还是应该有点社会责任感，还是要把自己对社会的所思所想给写出来。
黄：那你下一步就是写城市进程中的三步曲第三部了？
郭：现在我还不敢这样定，但这三部都应该是独立成篇的，它肯定会有一条主脉。
黄：你是二级作家，是在中国作协评的吗？
郭：是的，目前海南好象还不具备高级职称的评审。
黄：二级作家应该是相当于副教授吧？。
郭：惭愧，面对文坛这个圈子，我始终保持距离，因为我自认为自己是个门外汉，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既便是走上这条路了，但是文学创作还是很个体化的，何况我目前还有需要专门从事的工作。
黄：那你主要是写长篇了？
郭：目前是这样，但我最近写的《豹子湾》就是个中篇，是写过去文革中的一段生活往事。
黄：可你文革中还很小啊。
郭：对，我正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待那段生活的。记得我父亲在湖南湘西参加过一个军队系统内的学习班，也叫转弯子学习班，当时印象中好象就我这么一个小家属。那时我母亲在大西北执行任务，带着我另外两个哥哥，文革太乱，留守处里的阿姨保姆都不敢承担责任，跑光了。所以我父母就分头带上了我们。在豹子湾我和父亲共同生活了大半年，视野里整天都是一些怪僻的白了发的老头们。我就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待这帮老头们失意后的生活的。
黄：当时，虽然政治上很压抑，但是湘西那个地方是很美的，是吧，沈从文的《边城》就是写那的。
郭：对对，真是不错，大山深处的景色，纯朴的人文风俗。我有时也写一些随笔散文之类的文章。
黄：报纸、刊物的约稿。
郭：有一些，主要还是写长篇，有些约稿三番五次情真意切，见老没动静就不理我了，自然报纸刊物也没得寄了。我觉得把自己那点小聪明全花费在小的上面，意思不大，再说我还不是专业作家，还得把自己有限的精力全放在长篇上去更好一些。我觉得长篇更能文以载道。
黄：能把自己的生活积累和所见所闻都调动起来。
郭：对，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涉及面还是比较广的，这样发展下去，再写几部长篇吧，趁着有经历也有精力的时候。我写长篇挺快乐的。
黄：不感到累？
郭：不累，挺好的，基本上是想好了就动笔，然后出书都在一年多一点就能完成，实际写作也就是5、6个月，等出书也是5、6个月。
黄：你这两本都是哪出的？
郭：《海口干杯》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的，《城市狩猎》在作家出版社。
黄：下一部呢？
郭：写出来再说吧。
本网记者：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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