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是成功的作家，同时，也是神奇的预言家。
早在7年前——1994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末日之门》一书中的456页，就明白无误的预言了2000年时：“台湾大选揭晓，民进党获票首次超过了国民党，成为半个世纪来第一个非国民党执政党”。真预测对了：陈水扁上台……
这比较有力地证实了乔良预言的神奇！而更奇的是两年前——1999年，乔良与王湘穗合著的《超限战》一书中，曾经特别指出了“新恐怖主义”将会用一次战术级别的行动，给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造成战略级的震撼。本·拉登式的恐怖主义的曝光，向世人强化了这一印象。
两年后的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被撞毁，更充分证明乔良军事理论的超前性、正确性和他本人作为预言家的神奇与他的预言的准确性。
在烟尘中匆忙奔逃的纽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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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美国愤怒已极，要疯狂报复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已紧急布置，立刻就有不触也发之势。很可能在本文上网的几天内，战火已经熊熊燃起，人类将遭到一场新的劫难！！！
乔良在《超限战》一书中，对美国等这一近似狂赌般地暴烈行动，预计其结局往往是“任何国家力量，不论其多么强大，都难以在一场无规则的游戏中占上风”。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美国这种强烈的军事打击能持续多久，其结果会不会又象乔良预言的那样“难以在一场无规则的游戏中占上风”。
我也预言一下：这次乔良的神奇之光将会重现。
黄：乔良，今晚上，看来你没法参加别的活动了，咱俩好好聊聊，说说你的经历，说说你的创作，说说你的家庭什么的。不必搞得象答记者问似的，挺严肃、挺拘谨的，说
"官话"什么的，实际上我觉得读者希望知道的是名家实实在在的东西，平平常常的事。……我想也许不经意间，会聊出许多真实有趣的事来。怎么样，咱们从根说，先说说你的身世。
乔：好。一九五五年，我出生于一个军人的家庭，父亲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在抗战时负过伤，差点把命丢了，背上还有两个枪眼，属于二等甲级残废。我出生以后，就一直随着我父亲过颠沛的生活，不能算是留离，但是非常颠沛，从小学到中学，我换了七座城市，八所学校，才上完初中。
黄：哪七个城市？
乔：我生在山西的忻州，当年的忻县，长在临汾、大同、原平，中间有一段在北京、南京，还回过四川我母亲的老家隆昌，在隆昌住过两年，然后我父亲部队调防，到了内蒙的乌兰浩特，又从乌兰浩特调到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从齐齐哈尔又到哈尔滨。我在齐齐哈尔参加工作，在铁路局当学徒工，那时我15岁。16岁以后在黑龙江省气象台当见习预报员。18岁当兵，空军，先在兰空政治部电影队放电影，后到航空兵的一个师干了两年地勤，又回到兰空电影队，干了一两年就搞专业创作了。我72年年底当的兵，74年开始发作品，那时候是在《宁夏日报》、《宁夏文艺》和《解放军文艺》上发。
黄：你参加工作那么早，读的书不太多吧。 乔：上学不太多，到初中就结束了，但读书呢，和我那代人相比算是比较多的了。
黄：正式上学的时间不长。
乔：但自己读杂书的时间特别多，因为我父亲他们部队有一个小图书馆，我13岁以前，把中国文革前出的所有的长篇几乎都读过，像《暴风骤雨》、《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蓝色的港湾》、《小城春秋》、《晋阳秋》、《苦菜花》、《朝阳花》、《林海雪原》等等这些都读过，这是我第一次的文学积累。第二次是在齐齐哈尔上中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所有的书堆在一个教室里，也没有人管，我和一个同学进去挑书，那算是我们第一次偷书吧，我挑了《战争与和平》、美国诗人朗弗罗的长诗《伊凡吉琳》，《高尔基作品选》，鲁迅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文学概论等等，弄了20来本书，然后就一本本地看，这是我第二次的文学积累。读这类的书比前面的那些档次要高一些。等我当兵的时候，应该说阅读能力没有问题了，自己开始尝试着写一些东西了。这时候我认识了现在在中国作协工作的蒋巍。
黄：蒋巍，原来在黑龙江。
乔：他在兵团时候在《黑龙江日报》上发过一首长诗，名字叫《光荣啊，我们这一代》。报上发的那首是他长诗的节选，叫《在时代的列车上》，我对这首诗非常喜欢，希望能认识作者。当时有人告诉我说蒋巍是黑龙江建设兵团嘉荫独立团的，我按着这个地址写了封信去，谁知他早调到兵团秘书处去了。大概整整半年时间，这封信才辗转到了他的手里，那时他正好回哈尔滨休假，我也在哈尔滨。蒋巍让他妹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见见面。我特别高兴，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蒋巍，也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我心目中敬佩的名人。
黄：蒋巍也不比你大多少吧？
乔：比我大个五、六岁，像个大哥的样子，谈得非常好，给了我很多鼓励。以后我俩就通信，我当兵以后还一直跟他通信。我记得当时他跟我谈过一件事，他说乔良，虽然你的志向很远大，而且也有文学基础，既然你立志要做一个作家，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一个作家没有十年的磨练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当时心想，你不是没用十年也成功了吗，为什么我就一定要用十年呢？我一方面表示虚心地接受它，一方面挺不服气，我就不相信我非得十年才能成功。可事实上回过头来看，从文学之初走到今天，我用了不止十年。我觉得一直到今天我都不能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家，现在看来，蒋巍说得非常在理。实际上进入文学状态已经有三十年了，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真正成功过。有时你感觉自己要成功了，实际上这个东西仍在前面更远的地方等你。
黄：你写的东西应该说有的还是很有影响的，而且你也得过奖。
乔：拿这个做标准可以算，可是当你真正看透这一切之后，你内心里就会有一个新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和社会标准是不一致的，总会感觉到自己离心目中的成功还有距离，这是我的一种感觉。当然，蒋巍还不是我在文学道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我在文学道路上认识的第一个人是我13岁的时候，遇到的一位非常喜欢宋诗的人。他手上有一本《宋诗100首》。此人对宋诗迷恋至极，他并把这种迷恋完全传染给了我，所以后来我对于唐诗、宋词的兴趣都不如宋诗，就是受了这个人的影响。后来他去当兵了，走的时候，他把《宋诗100首》送给了我。这本书我一直保存到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反复地读这本书，我从来没想过要去背它，可有一天早上我再看的时候，突然发现书中所有的诗我全能背下来了。
黄：说明你记忆力非常好。
乔：我那个时候对于诗词的记忆极强，好象对有韵律节奏的东西天生就有一种敏感。我记得当时跟别人打过赌，就是他随便挑一首绝句，甚至是律诗，我可以一遍成诵。
黄：现在还行吗？
乔：我估计绝句问题不大，但是律诗已经不行了。
黄：那你有点过目成诵了。如果有智商测验，可能你的智商是不低的。
乔：我一直没感觉到我的智商高，因为智商测验主要是用数学的一些东西，我的数学一塌糊涂。
黄：我的经历和你有点像，我爱人是空军的，我是海军航空兵的，在雷达部队当机要员，当时，我看报纸上赵朴初发的散曲，我不明白什么叫散曲，什么叫词牌，就写了一封信给赵朴初，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朴老很快就给我回了信。
乔：信，现在还在吗？
黄：在，而且写了三大篇，什么叫散曲，什么叫词牌，朴老说就像现在歌词似的，去掉音乐，按着那个字数和韵脚填。我那时少不更事，常把一些不成形的小诗寄给朴老，朴老改呀，改啊，有时候我写的一首诗才一百多字，朴老能改二、三百字，真是大师风范。话扯远了，你接着说你的。
乔：对宋诗的喜好对我后来的成长意义非常大，这也是一种文学的熏陶。
黄：那现在这些东西，你还能背下来吗？
乔：有好多我还都能背，背不下来的我也知道是哪个人写的。
黄：那就不容易了。
乔：宋诗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是它的悲凉。因为它基本上处在一种亡国的状态，《宋诗100首》里大量的是南宋诗人的诗，特别像陆游这些人，包括李清照的，虽然是北宋末年的，但她写的也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有很悲凉很沉痛的东西，国破家亡的时候，空怀壮志、蹉跎岁月的那种感觉，对国家前途的一种茫然和一种信念，交织成的那种东西。
黄：你对宋诗那么喜欢，对宋词呢，不是唐诗宋词吗？
乔：对，所以说我和别人喜欢的不一样，我对于唐诗宋词的喜欢都没有赶上对宋诗的喜欢。但是，唐诗宋词后来慢慢地接触多了，还是有喜欢的，我最喜欢的诗人是陆游，超过了"三李"，超过了其他人。包括陆游的词，我到现在还是喜欢这样一种风格的东西。
黄：那就是说，这几次的文学积累对你的创作影响是很大的。
乔：对，包括对我的人生都有影响，这样的东西就有对国家的一种责任感，一种"恨家不起"的感觉，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忧患意识"吧，就是恨国家的衰败，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这种情怀到今天始终缠绕在心。
黄：你74年开始发的作品是什么？
乔：在《宁夏日报》发了一组短诗，叫《机场短歌》。现在看来这诗不值一提了，有点生活小情趣罢了。
黄：毕竟是你的处女作。
乔：实际上在《宁夏文艺》上还发过一首《赞革命样板戏》的诗，写在《机场短歌》之前，发在其后。《机场短歌》发表之后，居然在宁夏就小有了一点名气。当时《宁夏日报》的责任编辑李震杰--大家都叫他老李--对我的评价是"后生可畏"！我心里暗自得意。那么一组诗，六首分成了两部分，前一部分三首叫《机场短歌》，后一部分叫什么记不得了。改后三首诗时，老李编辑把我狠狠训练了一下，他说你不要因为我表扬了你，就太高兴、太得意，实际上你这个诗还有问题，你好好改一下，今天不改完就别回去。那天我从中午改到下午6点多，回部队的班车没了，还没改完，我恼火了！这老头怎么回事啊，这么不饶人，按我对诗的理解，不要因词害义，我的那些诗就像顺口溜一样，其中一句叫作"腾云驾雾虎插翅"，是在四行一节的第二句，老李要求非押韵不可，其实只要第四句和全诗押上韵就行。老李不干。我搜索枯肠就是押不上，一气之下，想给他留个条就走人。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高尔基的一个故事来。高尔基的处女作叫《马卡尔·楚德拉》，写好之后，送给了当时俄罗斯一位著名的作家科罗连科，科罗连科也是一位著名的、人品又非常好的编辑，他看了以后对高尔基的处女作大加赞赏，但是有的地方需要改动。高尔基改来改去实在改得不满意，一怒之下就留了个条，说我实在改不动它，如果你这里不能发，就随便处理吧，然后，高尔基便不辞而别了。科罗连科看了这个留条苦笑了一下，便自己动手帮他改。后来，高尔基便是凭着这个作品一举成名。10多年过去后，高尔基已成了俄罗斯文坛的大师，他回想起这件事非常的惭愧，想向科罗连科道歉，可是科罗连科已经死了，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做这件事情。我当时就想，假如有一天我也成为名人，会不会为今天的这种不辞而别羞愧呢，或者说是遗憾呢？！想了想又坐下来改，还是改不动。最后，老李编辑进来了，说怎么了，还是改不动吗？我说我真的实在是改不动了，他说你看这样，我帮你试着改一两个字，你看行不行，如果行，咱们就这样了。我说行吧，我的这首诗的第二句的最后三个字
"虎插翅"，第四句的最后三个字是"龙摆尾"，"虎插翅"对"龙摆尾"，如果不按韵脚来讲呢，对仗是很工整的，但是它不押韵，如果改成别的，可能押上了韵，但是不对仗了。老李建议我把这句改
"腾云驾雾虎添威"，既押上了韵同时意思也没有破坏，没有因词害义，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心里头顿生对老先生的敬意。这件事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直到今天，凡是编辑说乔良你哪个东西我认为写得不理想，你怎么改它一下，只要我听他说的有道理，我就必定改，绝对没有什么架子好端，认为"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尽力去改，争取改得出乎他意料，就是比他要求的还好。为什么呢，就是得益于那一次。因为我觉得当时他这么一改，使你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看到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那就说明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东西是断然不可能更改的，可以说这件事情对我印象是太深了，到今天，凡是那些说他的作品一个字都不能改的，我都非常的不以为然。
黄：这两件事说明，你对同行或者是前辈的忠言还是很尊重、很在意的。
乔：我非常在意，因为这种在意是什么呢，它不是一种表面的谦虚，是经过事实证明，你发现他们确实是对的，如果仅仅是一种一般的年青人在前辈面前的谦虚，那种东西如果没有事实支撑的话，会很虚。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对我的一生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还有就是我当兵之后又遇到了一位哲学老师，他是社科院搞哲学研究的，他妻子是我们兰空的美术创作员。他每年都要从北京到兰州部队来探亲。我那时对美术特别着迷，特别喜欢画画，而且喜欢看别人的画，有一天，我到创作室的画室去玩，突然在画室的桌子上看到了一个摊开的笔记本，我随手翻了一下，看到一段哲学笔记，特别精彩。因为那个时候《反杜林论》、《唯批》、《费尔巴哈论》什么的，我大致都看过，没有看到过有这样一段。我就找了一张纸，想把这段话抄下来，正抄着呢，一个人从我的背后一下子就把纸抽走了，说乔良你干什么。这是那位美术创作员。我说我想把这段话抄下来，她说你怎么能不打招呼，就看这个东西而且还要抄，我说我觉得这段话很好，她说你知道这是私人的笔记，是不能随便看的，当时我觉得特尴尬，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就走了。第二天，这个美术创作员给我打电话，说乔良你能不能到我这里来一下，我爱人想见你。我就去了。我想肯定是为这事，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都很警惕的，都很在意这些事情，怕惹来一些什么灾祸。我去了以后他简单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问我为什么就抄这一段呢？我说没什么，我就觉得这一段很特别，觉得挺新鲜，我就抄了。他说很奇怪，我这本子前前后后记得都是马列主义的东西，独独这一段是我自己的心得，你怎么会去抄它？我说我就觉得它有意思。他说你喜欢哲学吗？我说我谈不上对哲学有什么了解，但是喜欢。他说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在这方面帮助帮助你。我说我当然愿意拜你为师了。这以后他就在哲学上训练我，整整训练了八年之久，接近于大学哲学本科毕业加上硕士再加上博士的时间，八年时间呐。
黄：他常在兰州还是北京？
乔：他在北京，一来兰州就给我讲课，不在就通信。我觉得我后来的逻辑能力、哲学思维能力主要是得益于他。等于在我还一片空白的时候，他把已有的知识，全部灌输给我，我等于在思想上一下子获得了一大笔财富。你想想如果要是一切都从头来，我需要付出多长的时间去摸索？除此之外，兰空有一个比较大的图书馆，有几万册图书。文革前中国出版的所有翻译名著，一应俱全。因为原来的图书管理员调走了，图书馆的钥匙就归了我。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攻读世界名著，
每年读一百本书。听起来好像不算是太大的数字，可是你算一算一年三百多天，平均每三天多就得读一本，三天读一本书是很困难的。
黄：能完成吗？
乔：每年到了年底，一般也只能读七、八十本，很难完成计划。我想自己定的指标不能完成，不等于是说话不算话了？就是凑合你也得凑合完。怎么凑合呢，我就在每年最后的一个月到图书馆去找，缺多少本我找多少本，二十多本小薄册子，一册二、三万字，《中华活叶文选》，什么祖冲之、李时珍、凯撒、汉尼拔、《古代的长安》、《玻璃的故事》等等，篇幅虽小，毕竟开卷有益。这二、三十本一读完，一百本不就凑够了吗？第二年还是这样，每年都是快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只读了七、八十本，我便再去找小薄册子把它补齐，这样听起来好像挺好笑是不是？
黄：这样也不容易呀！
乔：这样让我起码没有对自己食言。这样连读了七年时间，读了七、八百本书，我觉得这七、八百本书加上哲学老师的训练，基本上和我的同龄人拉开了差距。你的阅历，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方法，知识积累，对问题的判断，明显的和同代人不太一样了。
黄：实际上读这么多书对你的创作是非常有好处的。
乔：对，因为我读完兰空图书馆所有的名著的时候，才二十三、四岁，当时咱们国家大部分年青人还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我的文学底子就这样打下来了。这对于文学创作来讲，肯定有好处。可是，我的创作也有自己的先天不足，就是我太多的沉湎于书籍之中，对于生活的观察、体验先天不足，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我的书里面常有一种思辩气，书卷气，缺少一种很浓郁的生活气，这恐怕就是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黄：你读了这么多书，是不是写起来就下笔如神呢？
乔：我觉得读了这些书之后，获得了比一般的作家更多的文体自觉，语言自觉，总是在追求语言的特殊表达。
黄：你在创作上逐渐多起来是什么时候？
乔：一九七八年以前主要是诗歌，发表了200多首，不到300首。以后呢，我开始转向小说，因为我觉得诗歌对我有所局限，朦胧诗出现以后，我觉得自己在诗歌的准备上已经有点过时了。因为我认为，一个作家最后的成功和他早年的文学准备有很大关系，我的那种诗歌的准备太局限于像贺敬之、郭小川、李瑛他们这种格式，受这些人的影响太深，而朦胧诗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状态，对于这种诗的冲击很大。这个时候我对小说的兴趣日渐浓厚，就开始准备写小说，我的第一部小说是一个科幻中篇。
黄：什么时候写的？
乔：七九年。
黄：那时候你在干什么？
乔：我在兰州空军创作组搞专业创作。我的第一部中篇科幻小说，发表在《钟山》上，叫《罪恶之星》（发表时被改名为《星空》）。写的是某大国在太空中搞了一个太空城，想毁灭人类，但以中国人为主的正义力量阻止了这个阴谋，最终使那颗罪恶之星爆炸了。当时有人说乔良你怎么会对科幻的东西，尤其是航天的知识这么了解？我想恐怕那是得益于我喜欢看科普书，此外就是我当过空军地勤，对于飞行呀什么的有一种举一反三的了解。这以后我又发表了几个短篇，第一个叫《假如我还活着》，这个短篇写的是两个在日常生活中有矛盾飞行员，在一次飞行中突遇沙尘暴，两人同时跳伞，在生死关头化敌为友。这篇东西说不上有什么故事，但却是当时军事文学中最早的意识流小说。
黄：这些作品大部分发在哪呢？
乔：这个发在《萌芽》，那个发在《钟山》，这时候军队的刊物开始注意到我，八二年，我给《昆仑》写了一个中篇叫《雷在峡谷中回响》。写的是红蓝两军对抗，蓝军师长对于咱们的那种演习深恶痛绝，认为每次都是导演组事先安排好的，枪炮还没有打响，蓝军失败的命运已经确定，所以他想改变这一点，于是他不顾导演组确立的红胜蓝败的预定结局，自行其是，用他自己的办法把红军给打败了，成为打败红军的蓝军师长。这个小说写完之后当时我还觉得很得意，认为自己很超前。二十多年后我才发现，实际上我当时还很幼稚。因为，演习是不能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仅仅是过了一把纸上谈兵的瘾，对军队的现代化变革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
黄：你是什么时候调到空军创作室的？
乔：八四年。
黄：八二年到八四年除了写这个演习的以外，还发了些什么东西？
乔：接着写了两个中篇。一个是《大冰河》，一个是《远天的风》。《大冰河》得 "八一"奖。
黄：是解放军文艺大奖。
乔：对，这个小说在军队当时的影响还不错，可我仍然不满意，包括一些朋友也说，乔良你平常有很多想法，也能说出很多东西来，比你写得还好。
黄：你写没写过自卫反击战的小说？
乔：没有。
黄：《雷场相思树》是谁写的？
乔：江奇涛。他是南京军区的。八四年我上过前线，跟江奇涛他们一块儿去的，我回来后一个字也没有写，为什么，那时候我对这场战争的思考，还没有真正想透。我对这场战争真正的意义和它的价值所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在九三、九四年。这一点我在长篇小说《末日之门》最后一部分写了出来。八五年我还写过另一部小说，也曾引起文坛的注意，但不是那种轰动性影响，这就是中篇小说《陶》。写的是原始社会，彩陶文化时期的一个陶罐在几千年间的遭际。三万多字，跨度六千多年。这部小说之后，我又写了《灵旗》。是八六年为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而作。当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了一次笔会，兵分两路，诗歌一路三个人，小说一路四个人，都是沿着长征路走。
黄： 这个我知道。
乔：当时小说这一路，就是江奇涛，我，程东和责任编辑刘方炜，我们四个人，沿着长征路整个走了一圈。七十多天时间，行程三万多华里。
黄：你们有车吗？
乔：沿途都一直有车，但不是一辆固定的车，一站一站的要车，吉普行军，走了三万多里。红军长征二万多里，我们比红军多出五千多华里，因为我们把四方面军走过的路也走了。
黄：一路上很艰苦？
乔：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挺艰苦的，每天都得四、五百公里，七、八百公里的走。
黄：长征中著名的地方，停下来吗？
乔：几乎都停下来采访，但每个地方停的时间都不长。
黄：你们过草地了吗？
乔：过了。我们所有的地方都过了。
黄：草地跟过去影视、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有变化吗？
乔：有。一个是没有那么多沼泽了，另外公路从草地穿过，你只要沿着公路走就不会陷进去，沼泽中有的地方，人还是会陷进去的。
黄：雪山走了吗？
乔：雪山也走了。我和刘方炜爬夹金山那天下大雪，雪厚到过膝盖，我们爬到山腰三分之二的地方，向导坚决不走了，说要走今天全得死在这儿，最后没办法，只好又下来了。
黄：走完长征路以后，你就写了《灵旗》？
乔：对。
黄：你怎么会选择《灵旗》这个题材？
乔：因为这个故事里的东西给我太深了。离开瑞金后半个月，我们就到了当年打响湘江战役的地方，也就是广西和湖南的交界处--界首，也叫老山界。我们在那个地方待了半天，当时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几个站在江边上，湘江看上去水流很缓慢，不过七十来米宽，据说水也不深，一米三、四，应该淹不死人的，但是就在这个地方，八万红军一仗下来，死伤过半，剩下不足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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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军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监利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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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一战，损失过半，历史上就是这样记载的。不知道为什么，长征路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独独这八个字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但那时究竟要写什么，我还完全没有想好。继续往下走，走了大概七十多天，我们到了延安，整个行程结束。回来之后，离向解放军文艺交稿还有两、三个月，我一直写不出来，很长时间写不出来，但是那种感觉老在翻腾，有一种东西在渐渐向我走过来，界首镇雨雾蒙蒙好象阴魂不散的感觉，刘方炜一路上讲的那些神神鬼鬼的故事，车过贵州时，在夜色中猛然看到的傩戏中的鬼脸面具……这些印象都和湘江之战揉在一起慢慢地发酵，使你产生一种很奇诡的联想。后来有一天，我们到了红军突破乌江的地方，看到一队人在送葬，打着纸幡在田埂上行进，我就随意问了他们一句，你们管这种纸幡叫什么？一个当地老农说："灵旗"，这两个字眼就在我脑子里生了根。再后来眼看着整个七月都快过去了，我这小说还一个字没写呢，刘方炜急了，说"乔良你还是出来吧，程东已经在八达岭那边一个坦克团写上了，你也快去吧
"我硬着头皮就去了，一到那儿，半天时间，那种感觉就有了。我先拉了一个开头，写到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这油菜花，在南方特别耀眼，南方阳光强烈，天很蓝，当油菜花开的时候，阳光突然打在油菜花上都晃人眼，那种感觉就扑面而来。写得很顺，很快就写出二万五千字，这时候"八·一"节到了，我想回北京，可还差五千字呢，八一节也没心思过，老在想这个东西。一天晚上，北京正好是风雨大作，是一场我今生今世从未见过的狂风暴雨，雷鸣电闪了几乎一晚上，我睡不着觉，突然一下子就把五千字全写完了。这五千字里，写的就是界首镇的狂风暴雨，雷鸣电闪，写得非常淋漓尽致……第二天早上，我给刘方炜打电话，告诉他稿子完了。他马上赶了过来，取走了稿子。两个小时后，他打电话来说，"太棒了，绝对是杰作，我这期的头条有了！"再后来，《小说选刊》决定给我破个例，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的同时同期转载这部小说。当时《小说选刊》的主编李国文亲自为这篇东西写了编后记。据说，此前他从未来给别的作品写过编后记。但直到这时，这篇东西还没有题目。我是在去曾镇南先生（他是我在鲁迅文学院时的导师）家的路上，突然想到"灵旗"这两个字的。当时，我正坐在公共汽车上经过北京站口，突然，北京站的大钟响了起来，就在钟声鸣响的一瞬间，"灵旗"这两个字冒了出来。灵旗多好，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为红军招魂的一首挽歌，叫灵旗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于是我就用铅笔在稿子上写了"灵旗"两个字。《灵旗》出来了以后，在当年的文坛上引起了一场震动，不少人都说这篇东西给他们的印像非常深刻，直到今天还有人和我谈起当年读《灵旗》时的那种震撼。所以我想《灵旗》可能确实发挥过一些作用。这大致就是我的前期创作。《灵旗》算是达到了一个小小的颠峰，接下来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寂，其间只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人味》，没有太大的反响。
黄：沉寂了几年？
乔：七、八年。一直到九四年，我才写出了长篇小说《末日之门》。在这个中间，基本上是在写电视专题片、电视剧。
黄：电视剧写过什么？
乔：《飞行师长》、《特殊连队》，都没有什么影响。专题片写过《国防启示录》、《延伸的长城》，还写过一些散文什么的。没有什么太有影响的东西。九四年一些朋友说，乔良你有很多想法，涉猎的面也很广，可在你的小说中没充分的体现出来。我觉得他们的话有道理，就想找个真正能信马由缰撒开了写的东西。找来找去，突然有一天就想到了写一部预言2000年世界将变成什么样的小说，这就是《末日之门》。这可以说是咱们国家文学中最早涉及到网络战、恐怖战、金融战的小说。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就是书中第456页，我明白无误的预言了民进党在2000年的台湾大选中战胜国民党，成为50年来第一个非国民党执政党。
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乔：1995年，写于1994年。
黄：这么说，你在7年前就第一个预见到了民进党上台，你的根据是什么？
乔：我想是一种政治直觉吧。
黄：你在九四年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网络了吗？
乔：应该说我已经开始关注网络这一新鲜事物对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要知道那时候"因特网"这个词还要等2-3年后才在中国登陆。虽然我在技术上不精通，但是对于它在战争中或在战略上的作用，我是有一种预感的。
黄：那你现在写东西是用电脑写呀，还是……
乔：现在用电脑，我自己不打，我口述，找人打，或者是用汉王卡的软件，用声控来打字。
黄：噢，那你上网吗？
乔：我上网，基本上每天都上去看看。
黄：你可以看看我们网站。
乔：好的。
黄：《末日之门》的情况怎么样？
乔：《末日之门》九五年八月出版之后，当月就进入了中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二个月排第一名，一直到九六年上半年，七个月内，都是畅销书的前几名。但被盗版盗得一塌糊涂。我手里就有三种盗版本。台湾虽然买走了版权，但也发现了盗版，在北美卖的这本书，基本上全是台湾的盗版。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影响，不是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社会影响，读这本书的社会小青年、高中生、大学生特别多，跟我交流的人也特别多……。
黄：那，除了写《末日之门》以外还写什么了？
乔：我又写了战争理论专著《超限战》，是与王湘穗合作的。
黄：王是什么人？
乔：他也是位空军大校，在广州空军政治部工作。
黄：你们为什么会去写军事理论著作？
乔：1996年，我们两人都参加了台海演习。在演习中我们产生了许多有关现代战争变革的想法，决定要将它写出来。
黄：那你们远隔千里怎样合作？
乔：我们先讨论提纲。演习结束后，我回了北京，他留在福州轮战。我们借邮件和电话来来回回讨论了整整两年时间。一直到九八年的三月，正好有一个写电视专题片的机会，他到了北京，我们俩就有机会面对面的讨论这本书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光是提纲我们就改了四十多稿，对书名应该叫什么，更是争论不休。他想一个被我枪毙，我想一个被他枪毙，来回枪毙了50多次。有一天我拿参考消息上厕所，看到报上有"限制"两个字，突然想，我们这本书，不就是超越一种限制吗，超越限制、超越限度的战争吗？！我跟王湘穗一说，他一听马上说，对，就是它。这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一拍即合。定下《超限战》书名以后，我们就心里有底了，因为书名本身对于书的走向具有定位的意义。于是，王湘穗返回广州，为这本书准备资料的同时先拉出了个框架，然后他又回到北京，正式开始了我们的《超限战》写作。
黄：写了多长时间？
乔：前前后后总共九个月。最后半年我俩天天在一起，口述，打字，反驳，辩论，来来回回，这书就一点点的推出来了。写得非常慢，最慢的一天才写了五百字……但是后来全写完以后，回头再看，我们的功夫没有白下。因为许多人读过它后，都认为它和其它的书很不一样。
黄：这本书是哪里出的？
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的。军事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看了以后说，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唯一一口气读完的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先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后，才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出版的当年，美国国防部就请其国内20个最好的汉学家，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全文翻译出来，并立刻把它在五角大楼的网站上贴了出来，现在美国其他的网站、全世界的网站都从那里扒这个东西。美国海军学院已正式给我们来函，要求我们同意将此书列为他们的正式教材；据说西点军校也已将此书列为其学员的课外必读书。
黄：听说这本书在国内军事理论界有争议？
乔：这很正常。没有争议的理论也不会有生命力。
黄：主要的争议在什么地方？
乔：主要集中于在我们在书中指出了战争正在超逸出军事领域，"非军事战争行动"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重要战争模式，金融战、黑客战、恐怖战这些非职业军人发动和参加的新型战争，很有可能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观受到强烈冲击。我们特别在书中指出了"新恐怖主义"将会借助高科技手段，用一次战术级别的行动，就能对向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造成战略级的震撼。在某军事研究机构专门召开的《超限战》研讨会上，有些专家对我们的以上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其词。国内某些人甚至把我们对新恐怖主义的研究，认定为是主张恐怖主义，结果，我们这两个喊"狼来了"的人，被误读误解成了说谎的孩子，甚至干脆被某些人指斥为"狼"。
黄：可美国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被撞毁，恰恰证明了你们理论的超前性和正确性。
乔：但这毕竟是以上万无辜平民的伤亡为代价，太惨重了！据说，9、11事件的第二天，美国就有一位将军想起了我们本书。他说，几年前，中国军队就有两位军官写出了《超限战》一书，向世人提示了恐怖主义可能在21世纪初叶成为全球安全的主要威胁，但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现在，活生生的事实就这样展示在美国和世界的面前。看来有必要回过头去重新读读这本书。
黄：这也算是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吧。
乔：但愿如此。但愿我们自己不要等到亡羊再去补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