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才子，更是条硬汉

这就是黄 尧

　　　　　　　　　　　　　　　—— 记云南作协副主席黄 尧

　　　　　　　　　　　　　　　　　　　　　　　　　黄国光

　　黄尧和我，是本家，是同行，还曾是同事，更是多年好友。记得，我俩合作是中国文采声像公司成立不久，当时公司的总经理、总编辑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 锲， 我是常务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书记那时特别忙，很难分出多少时间来管文采声像公司的事；我又刚从部队转业，原来是搞文学创作的，对音像制作、出版和发行也没经验。没有办法，中国作协就请来了云南作协副主席黄尧，让我俩共同管理这个大型的音像出版公司。实际上，文采公司好多事的处理上，黄尧是我的主心骨。

　　有些事，黄尧给我印象特别深。一是他 敢说敢管，以身垂范 。 新成立的公司，陆陆续续地进了不少人，有机关来的，有关系来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可別小看这些大学生，他们有学导演的，有学编剧的－专业对口，搞音像，他们有理论，每天在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希望公司出钱先让他们试试身手－―写一部或者导一部电视剧……他们那里知道，公司的注册资金幷不多，做一些投资不大的录音磁带还行，那有钱投拍电视剧啊！

　　看着这种状况，我和黄尧都很急，眼瞅着做出的歌曲磁带、语言磁带放在仓库里不能早点产生效益；一些人还在办公室里坐而论道，这不是干等着坐吃山空吗？！

　　为此，我们专门开会，黄尧满脸严肃非常认真地说："……别觉着你们是大学生就了不起！说实话，你们现在连'要饭'的本事都不会。要饭的沿街乞讨，得先不顾脸面。你们老端着大学生的架子有什么用？！在公司干，就得先学经营。散了会，每个人都领一些录音磁带，从明天起，到街上各音像店去推销。 你们得先学着做买卖……公司有了利润，有了更大的发展，还愁没钱让你们拍戏！……"

　　第二天，全公司人员，除了值班的，在黄尧我俩的带领下都走上了街头，走向市场。没多久，便见了成效。库存的带子陆陆续续地少了。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生－年輕美丽的张文烨不单卖出的磁带多，还和不少音像商店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在北京广播学院学过导演的陶可，一个才22岁小女孩，就同公司的男同志一道，去北京远郊县去河北省各地推销磁带；她还独自一人闯甘肃，与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读者》谈成了项目，专门为《读者》录制语言磁带，并由《读者》全部包销，创了一笔稳定的效益。

　　大学生们动起来了!全公司的人都动起来了!!在这之前，黄尧自己以及我们通过朋友联系的一些企业也有了回信，特别是贵州几家著名的酒厂，像董酒、珍酒、鸭溪窖酒和习酒等都让我们文采声像公司給他们分别录制各具特色的歌曲磁带……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渐入正轨，效益也日益明显。

　　再就是黄尧苦饿倍尝，无怨无悔。有些事，今天说起来，我还是深感愧疚，当初，实在是对不起我的老朋友黄尧。

　　黄尧来文采时，正是公司的初创阶段，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我们办公的地方是租的东四一带的民房，没食堂。中午大家一块吃一顿，早饭和晚饭北京的员工都在家吃。可黄尧哪，就他一个人家在外地，早晚饭他就得瞎凑合。我问过他，他说，"国光，你别操心了，我有办法解决。"那时，他好像还住在北京大东南边的鲁迅文学院，每天上下班都挺远的……有时候，我看黄尧的脸色灰灰的黄黄的，就问：病啦？！他摇摇头；又问：开夜车写稿啦？！他还是摇摇头；还问：烟抽得太多了吧？！他有气无力地说："別问了……"。我顿时想到了--哦！他是饿的！！原来黄尧说的解决早晚饭的"办法"--就是有时硬挺过去，不吃了。这样长此下去怎么行？！可他就是啥也不说……也不要单位想法帮助解决……

　　后来，云南作协老催黄尧回去，再加上他的正式关系调不过来，黄尧决定回去。临行前，我俩走在东四的大街上，他很诚恳地跟我说，国光，你这人太实在，别光闷着头傻干……文采的业务，大家的出路……都得多动动脑子。你是文采在职在位的头，公司的业务起来了，你要特别注意公司人员的定位呀，编制的落实啊，还有工资、待遇、奖金什么的，都要形成个文字的东西。这些，如果一时不能全定下来，最起码的，只要公司的账上有钱，你一定要把公司所有人员，包括外地来的、那怕是临时帮忙的人员，该上的保险全都给人家上上……

　　这就是黄尧！他在文采那么苦，那么累，睡不好，吃不上，瘦成那样……没听他念叨过一句，抱怨过一句，更没见他提过任何条件，任何要求……可他在即将离开他曾付出许多心血的文采前，想的却都是与他一起创业的文采公司同事们的最最切身的利益！

　　黄尧临行的叮嘱，我们能办得到的，基本上都逐步落实了。日后的事实证明，文采公司的同志们从中受益不小。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和黄尧虽偶有电话联系，但很少见面。听说这次他要来参加第六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准备在会上和他好好聊聊，畅叙别情，同时采访他。

　　虽说我俩共过事，但黄尧很少讲自己的过去，我也不便问……只记得以前好像有人说过，黄尧的经历特复杂，一言难尽哪！所以，黄尧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迷。

　　利用会议间隙，我和黄尧深谈了几次，真是不谈不知道，一谈吓一跳！原来，黄尧小学二三年级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12岁成了昆明的名人、小才子、神童；上高中时又成了"反革命"，肋骨被打断了七根，他逃跑，被全国通缉；他曾藏匿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山老林中；他被抓回，几次坐牢，几次都险些被打死！！……他的"罪行"就是小小年纪敢反对林彪！！！……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黄尧得到彻底平反。组织上和人们都说他是反林彪、反"四人帮"的英雄，小小年纪就有那么高的政治警觉性！……说他和东北那位因反林彪而被杀害的女英雄张志新一样，睿智先觉，勇敢坚强，宁死不屈，一代英豪！！……

　　组织上让黄尧到大会上作报告；外单位、外地区这邀那请……在赞叹，景仰，鲜花和掌声面前，年轻的黄尧很理智，很清醒，他当时反反复复地向大家说：……反林彪、反"四人帮"的英雄是人民不是我，我不过说了几句话，当中也有错话……这就是几次从死亡中侥幸逃脱的黄尧！这就是成了英雄后的黄尧！！

　　还有一件事让我更是难忘，那就是黄尧的侠义和一诺千金。 正当黄尧文学创作蒸蒸日上的时候，云南省委一位领导和他说，你受过那么多苦，真不容易，你去做这个事吧，把云南少数民族的作者好好培养培养……黄尧当时答应了这位领导，此后，一干就是二十年。如今，云南25个少数民族，已经出了一大批作家，有的在全国已有影响；云南正向着文学大省迈进。

　　为了一个承诺，他牺牲了不知多少自己的创作时间和业余爱好，用了能培育两代人的二十年，与同事们一道，象辛勤的园丁，浇灌原本文学土壤贫瘠的云南大地，硬是叫她不断开出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的鲜花。

　　通过这些访谈，我才更多一些地了解了黄尧和深入地认识了黄尧，他不仅仅是个才子、是个名家，在他的骨子里始终有一股家传的"忠""义"之气，坦荡荡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之气。他更是一条汉子，一条铮铮作响的刚强铁汉！

　　这就是黄尧，一个让我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好友、同行。

　　下面，是我们俩几次谈话的情况。

以下（黄尧简称"尧"；黄国光简称"光"）

　　光：黄尧，今天咱们从根上说，你祖上是哪的？

　　尧：国光，今个你要追根溯源哪，我祖上是辽宁人哪！

　　光：你是辽宁人？

　　尧：我祖母是辽宁人，满族。

　　光：那咱们俩是老乡，我生在东北呀。

　　尧：我这次到沈阳，还去祭奠了一下。

　　光：沈阳什么地方？

　　尧：非常的模糊，说不清楚。记忆里，我父亲生在抚顺，他是一位很有进步思想的人，在金融界工作，现在来说是一位银行家。他30年都服务于银行。云南有个非常著名的地方银行叫福建银行，他就是这个银行的经理。云南和平解放后，他是政经委员会的财经委员，是对云南的和平解放作了很大贡献的一个人物。为什么首先从我祖母那说到我父亲呢？我祖母和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很大的，我祖母她是一位辽宁那的满人贵族。在她很小的时候，家族在朝庭犯了罪。云南的很多汉族的来源就是这样来的。但她是满族。获罪以后呢，从京城眨到江西，在江西没后补上缺，又到了四川，后补又补不了了，就迁徒到云南了。所以我祖母整个的少年时代，都是在极其艰难的这种过程当中度过的。我祖母她个人的性格、品质呀都有一种处乱不惊，非常大气的大家风范。

　　光：那她是满人，按八旗来分的话，她是哪个旗的呢？

　　尧：这些全不清楚，家里的事情全都是一本糊涂账，可是满族这点是比较确凿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父辈他们都很怕说自己是满族。民国初年的时候，有"反满服汉"一种政治口号，所以他就耻于说自己是满人，满人的这个根他们不愿意提到。可我母亲不在乎，她跟这个没有多大关系呀，她就老戳这个根，你们家是满人，你祖母是满人，她老说这个。所以我小时候对这个的印象就特别强烈。那时候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满人的这个根就不能提呢？家里就成为一种非常忌讳的事，就不愿意多谈呢。为什么提这个，因为我从祖母这条根到我才第三代人嘛，我在云南是第三代，所以是云南人了。至于我祖父那条线呢就很远了，我不必更多地追述，有点意思的是祖母这块，因为从性格上来说呢，祖母给了父亲的东西，父亲再给我们，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延续下来的，比如这个家族特讲"忠"，讲"义"，讲要善待所有的朋友和亲人。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在大难之中，这个家庭它经过的动荡太多了。

　　光：处乱不惊。

　　尧：对，处乱不惊。面对各种事变，度过各种难关，这就反映在我父亲身上了。我父亲是一位非常开明的知识分子，他从小受西学的教育和中国汉文化的教育，这两者在他身上体现的是比较好的。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到我祖母这一辈家道就非常衰落了，是被发配到云南来的，是获罪之身嘛！到了云南以后没有多少发展的基础。所以从我祖母开始，生活就是非常艰难，她属于下嫁了我祖父这一支。我祖父做过狱吏，就是监牢里拿钥匙的人。16、7岁的时候就当狱吏，往后呢多少有点基础了，他做点小生意。做过药材，盐商。可我祖父这个人呢，按我父亲的话说，就是做什么都做不成什么，做垮掉了，生活就越来越艰难，所以给我的烙印是非常的深刻。到了我父亲这一辈呢，生活就更难以为继了。我祖母给人家做针线活，因为她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女子呀，女红啊是非常好的，她给人家做衣服，你比如哪个邻居有红事、白事，当时都有大批的衣服啊要做，把活接来，不分白天黑夜地做，缝补浆洗，裁剪做，然后给富豪人家送去，人家还挑三拣四呢，不给钱呐，说好了比如是十块钱，只给几块钱，没办法，忍辱负重，就这么过的。所以我父亲虽然天资非常聪明，可是他没办法完成很高的学业，他上初中全是靠我祖母的一针一线供的。

　　光：你父亲在兄弟中排行第几？

　　尧：我父亲是长子。他初中毕业以后，那时云南银行界、票号呀是发展的非常好的时期，非常需要他这样一个忠厚为家的人才。

　　光：是不是属于起义将军龙云的那个年代呢？

　　尧：对，那个年代的，就是上个世纪初的事情。这样的话呢我父亲，从见习生开始，三十年后他就成为非常著名的金融家。所以到了我出生的时候，家里是非常富有的。

　光：属于上层了？

　　尧：对，属于上层。

　　可我父亲这个人呢和当时中国共产党这个革命的，进步的民主势力，是比较接近的。他很长时间在香港啊这些地方，过去云南有些商号都是在香港。他受的西学比较重。我们家从来不打麻将什么的，而且那个时候刚刚解放，他从新政府学来的开生活检讨会，四五岁的小孩也得参加，一个礼拜开一次生活检讨会。他非常坚韧的那种精神给我们很好的影响，可惜我父亲他这么一个人，他对云南的金融对云南的和平解放都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后来呢却受了冤枉，政治上对他极不公平。他这个今天说相当于云南省人民银行副行长职务，一下子就把他撤了，撸得干干净净。四十四五岁重新就业，可艰难了，所以呢我们家解放后不久就有了很大的变动，越来越困难了。我从小开始学习呢应该说是四岁半。我们家正经八百地拜孔夫子，家学的那种渊源啊。我是四六年九月五号生的，那就是说我到四岁的时候就要拜孔夫子了。然后就开始正经八百学习，我的老师就是我的父亲。他在工作之余呢每天都来监学，那时候诗词格律啦这些东西，还有就是《三字经》啊这些东西都能倒背如流。他来讲解，而且还习字。我小时候体质比较弱，我父亲那时候在上海的福建银行供职。我是在我母亲怀着我从云南到上海，上海到云南，云南又到上海这种长途的旅行当中孕育的。所以我生下以后呢体质非常弱，又瘦又小，我的体质根本不行。所以我父亲每到惩戒的时候，戒尺打到我的时候都是假的，我唯恐感到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羞辱我，我宁愿打得重一点。其实父亲罚到我身上都是显得很轻，像我哥哥他们那他是真的打，要是字写不好的话那是一戒尺打下去，可是到我那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光：你们兄妹几个啊？

　　尧：四个，四兄弟。

　　光：你是老大？

　　尧：我是老二嘛。我哥前头还有一个夭折了。可是到我这他又不舍不得打，假打。实际上我也挺乖巧。就是一个小方桌，四兄弟坐上来习字，我字写得最好，特认真，描红啊什么，都不出格不出线非常严整、非常好。所以从小就很少被父母责罚。我那哥几个都打，打得皮开肉绽，家法是非常严的。

　　光：现在你哥做什么？

　　尧：他原来在艺术学院当教师，后来自己办企业去了。他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中国第一代学芭蕾舞的。我五六岁就能写文章了，能写几百字的那种东西了。小时候家里没有钱，现在说了好多人都不相信。那就是五四年五三年的期间，我父亲失业，从一个相当于省行的副行长的位置弄成一个失业的，你想这有多凄苦。可是我母亲秉承了这个家族的传统，意志非常坚强。没有钱读书，只有几块钱学费都交不出来，谁能相信？还是找我的一个表姐，这个表姐在小学当教师，也算走后门吧，多少还交一点钱，然后就去读书了。所以我八岁才入学，八岁啊！人家小孩六岁七岁就上学了，我八岁入学，这在我的心灵上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说实在的，我家供不起我上学之前，我的表兄弟、堂兄弟他们读完了的书我拿来读，或者他们读我就伸一个脑袋过去，偏着脑袋看他们的书本，所以到了我上学的时候，我识字能力已经早早超过了小学一二三四年级。我读书的愿望强烈到不要说书了我都要读，就是街上匾额店铺啊我都去认，去读……我们那边有条街叫文庙街，文庙街全国好多城市都有，也就是那有孔夫子庙啊。这文庙街有老先生在写字，我小时候就扒在栏杆上，那栏杆还特别高，就这么扒上去看老先生写字。就这么学呀，所以这小学的功课我早就懂了。

　　光：该学的字已经学会了。

　　尧：已经学会了，而且我可以写文章了。所以小小的我呢，在小学二三年级我就成了昆明市的一个小小的名人，一个小童星。

　　光：一个小神童？！

　　尧：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前头的这种苦难的经历，一般人根本不知道。

　　光：二年级就发表了一些文章？

　　尧：对，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发表了。

　　光：在哪儿发？

　　尧：那个时候没有发表的园地，就是所谓的征文比赛，昆明市广播第一名全是我。在那时候没有电视嘛。我母亲听见广播她儿子的小文章什么什么的又获奖了，什么领导颁奖了，声泪俱下！她不愿意我们看到她内心高兴，事后她指着我说："你怎么好都不要来跟我说，应该的。"这句话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我怎么好，怎么优秀，怎么拿多少奖回来，最后悄悄地搁在抽屉里头，压在被褥底下面就不能被母亲看到。她不看，她说"应该的，就该这么做。"就这么，我小小的几岁就成了云南昆明那个地界上的一颗小童星，一个明星。那时候和现在风气比较起来还有点儿不同，非常崇尚文化，现在崇尚金钱，谁的钱多谁的爹是富翁谁能开小车来接小孩上学，都讲究这个，老师的眼光也溜着这个东西。那个时候不同，就看这个小孩聪明不聪明，功课好不好，文章写得怎么样，字写得怎么样，规不规矩，主要是这个，我也写了一手好字。从初中、高中我都是昆明市最优秀的。那时候学生也不多，国家人口也不多。所以我初中到高中是免考的。还有一个值得的提的就是我从十二岁开始就办报。

　　光：办什么报？

　　尧：叫《红领巾报》。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我正好十二岁。我也是云南和昆明的小孩的头，那个时候谁成绩最好，谁成绩最优秀，谁就是头。那时候少先队啊什么什么的我都是头，孩子王，大王。我十二岁开始办报，用蜡纸刻，跟大人一块比赛，诗歌。竟然一办办了六年啊，从小学五年级一直办了九年左右，一直办到我高中毕业，办到文革。

　　光：那你们这个报纸都发到哪？

　　尧：到处去粘贴，参加比赛，打擂台，那是五八、五九年，那时候大跃进的那种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所谓群众文化的现象，对不对。那时候诗歌比赛打擂台，小孩也参加打擂台。现在我还留有一些过去办报时写的东西，当然是高中时期的。初中小学时的也还有。

　　光：那内容现在发表行吗？

　　尧：现在当然不行了，都已经与时俱进了。当时你讲什么调，我就跟着唱什么调，可是小孩的那种幼稚你还能看出来的。就这样，所以你说中国作协统计，说谁发表作品，填写那表呀，哪年开始发表的，我都不愿意填。我要填什么七十年代后期什么什么发表的，那人家该说太早了吧。其实那种发表给人带来一种很好的东西，你的参与性，普通大众和这个时代国家命运捆得那么紧呀，我的天啊，所以这就造就了，文革呢当然是造反派造反嘛，可是我们家庭出身不好，我父亲属于那个也不叫历史反革命，反正就是叫资产阶级的那种。

　　光：民族资本家嘛。

　　尧：也不叫资本家，就是金融家嘛，反正就是。准确的说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然后我就从最优秀的学生，忽然之间到了六五年年底，离文革还差一年就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光：土改的时候给你家定的什么成份？

　　尧：土改啊，土改我父亲的成份应该叫做地主成份吧。关于这个他还得跟我爷爷那块嘛，其实我爷爷什么都没有。因为什么呢，我父亲在银行从见习生慢慢一级一级爬上来，爬到襄理、助理、然后副经理、经理。成为银行家以后，那么就把钱呢给了老爷子一点，让他颐养天年。可是老人呢那种观念就是有问题，他就去置产买地，他就是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做不好。他置产买地，不买那种好地，专门买那种最次，最差的地，根本长不出庄稼的那种地。所以我们家，我的出身成了这样。文革期间，我是学校领导小组的成员，因为我是团委的。

　　光：什么学校？

　　尧：高中。学生当中很少有人参加那种领导集体，可我是学生会和团委会的。算是一个头，就让我去参加那个领导小组。我在很多场合，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伸张正义啊，说话也不知道分寸。我就极力为我们被整的老师争辩。你比如说，有人说人家是什么剥削份子，我说人家解放初期才16岁呢，16岁上了革大，你知道革大吗？革大出来就是我们这些干部……，就是这种争辩，结果就引发了灾难，我当学生时就被打成反革命。你说我日子多难过啊。别的同学很快就迎接文革了，然后又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又是支持越南战争了。我就是整天的接受劳动。

　　光：没有被抓进去吧？

　　尧：没有抓进去，在学校里头。

　　光：学校里面定的反革命？

　　尧：学校里头定的，可是那个压力比较大。

　　光：不是经过公安部门定的？！

　　尧：我们校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昆明市委副书记呀，不得了啊，市委副书记给你定的罪，那谁能比呀。那是一般人没有资格的。我们这个学校，它虽然是个中学，可那是当时昆明最大最好的中学，而且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儿女全在里头，它是一个昆明最重要的学校。是一个试点单位，结果就把我给"试"出来了，学生里头有反革命，高中生打不打反革命？那个时候还没有政策对照嘛，所以呢，先接受劳动吧。所以文革初期我是没事的，已经死老虎了，你干吗还要打倒呢，这真是的。

　　光：对对。

　　尧：到了文革后期一点，大伙都闹革命了，我也受气氛强烈影响，也闹革命。红卫兵初期的那种破坏心理和行动呢，就没我的份儿，因为我是反革命嘛，人家不来整你就是好事儿。

　　光：你也不敢闹了。

　　尧：啊，然后人家也不断地抄我的家，抄来抄去，抄来抄去。

　　光：也抄你们家？

　　尧：当然，我也是反革命啊，所以学校里头就选三个人，一个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然后是我的班主任和我，我是共青团里走资派，我的班主任扶持了这个团内走资派。

　　光：团内走资派。

　　尧：对对，我们校长和书记是党内走资派，学校罪名最多的就是这三个人，那时候一个中学生被打成反革命，这在全国只有一起呀。

　　光：对对。

　　尧：文革当中闹了三年嘛。三年里谁也有闹的时候，我就卷入这种文革的事情，因为我在云南还有点号召力。可是我偏于文字方面的东西，所以后来文革后期呢，我就因为文革当中的文字的罪，两次被关进监牢。

　　光：你还蹲过监牢？

　　尧：当然了，两次，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看不惯林彪，看不惯"四人帮"那一套，比如林彪说最高指示，我说你干嘛呀，那最高指示下面还有最低指示？什么什么毛主席是绝对权威，这在哲学上说，是没有根据的。

　　光：这时候你还是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吧。

　　尧：不到二十岁嘛。

　　光：就写文章了？

　　尧：一篇一篇的写啊，全城广播，所以是肯定跑不了。反对林彪，保卫毛主席，然后反对江青。

　　光：那时候林彪正红呢。

　　尧：红得不得了。所以文革后期，有人说你这种罪啊，枪毙你十次还有余呢。我呢大把大把的文章写了，报纸上，全城发呀，还广播，你还能跑得掉？所以文革一结束，我就成为云南省的第一号通辑犯。

　　光：要是抓到真的在监牢里待着吗？象关在"牛棚"里？

　　尧：当然是被工宣队、学校和军宣队看管起来。那可比牛棚要严厉多了，单身牢房，集中营的各种刑罚都用上了。

　　光：挨过打？

　　尧：我肋骨几根都断了，全是那时候打的。他们那时打你很简单嘛，就是把你打死了也不犯法，就像我们工宣队队长说的，枪毙你十次还有余呢，别说是整你了。打得皮开肉绽是轻的，整死你也是轻的嘛，也可以整死你十次。他还说所有的人都被你骂遍了，都被你数落得体无完肤，你是什么人？！

　　光：那时候康生你也说过？

　　尧：对呀，康生我说得最多，一个个点着名的批，咱们是保卫毛主席、周总理，现在说起来有点反感情，但是那个时候我是一腔热血，什么都不怕，就这样。

　　光：蹲了多长时间？

　　尧：前后九个月。

　　光：两次加起来？

　　尧：不是，全部加起来是一年零四个月吧，然后又被抓进去了。

　　光：那为什么后来又变成通辑犯了呢？

　　尧：后来我就跑掉了嘛，我姐姐在长春，她在一个医科大学，我就跑到那里躲起来了。到六八年的时候革委会成立了，发出通辑令，我在长春也看到通辑令了，我就想了，我影响姐姐家里了，干嘛把祸害带到这里来，我要回去，他们怎么整治我都不怕。我在东北锻炼身体，吃玉米碴和高梁米饭，吃得棒棒的，然后就回去了。

　　光：这是第二次被抓？

　　尧：这是第一次被抓。第二次是在农村，下农村三年以后又被抓回来，为什么呢，其实是抓"五一六"，我又是头号嫌疑了。

　　光：你怎么会是"五一六"呢？噢，就因为是"反革命"嘛？

　　尧："五一六"是林彪搞的，林彪的指示嘛，要清查"五一六"，一个都不放过。你反林彪还不是"五一六"，那谁是"五一六"嘛。第一个就是你。我跟你讲，人家说你躲到犄角旮旯，长篇大论，满城都是你的文章。

　　光：幸好没有在北京，你要是在北京早就——

　　尧：整死了。

　　光：对，比东北那个因为反林彪，被割掉舌头押上刑场，最后残害死的张志新还要惨！

　　尧：我得益于一个好处是，云南的老干部都比较喜欢我，我从小就有名，最后呢他们很怜惜我，他们心里头可能也有数，他们说这个小孩不听招呼，太骄、太傲，不知道台下的事情，就这样，要不然我早就不知道被弄到哪去了。

　　光：从东北回来后就被抓进去了？

　　尧：不是，是我自投罗网，通辑令都下了嘛。

　　光：噢，那个时候你多大？

　　尧：二十岁。

　　光：你这段坎坷的经历我真不知道，就知道你过去和我说过的你跑到缅甸那一段。

　　尧：后来一直就关着我嘛，不放我，同学们都是知青下乡了。

　　光：真关在监狱里吗？

　　尧：露天监狱旁边的一间房里头，就是单身监狱。

　　光：军管会的啊。

　　尧：对，有部队看守啊。

　　光：打吗？

　　尧：那倒不打了，已经打过了，我浑身体无完肤了。后来我就给革委会的主任周新，一个很有名的老革命写了封信，我说我既然是反革命，那反革命不是要改造的嘛，共产党不就是要改造人嘛，你把我关在这里能改造吗？不是要放到群众当中才能改造吗？后来他同意了，可是他同意是假的，第二天，我找到看守我的人，我说我请假，我浑身都是伤啊，我那个时候穿的是蓝棉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的布料，那个血呀，把我的蓝棉袄都腌盍了，不保暖了，全是血。我回去换衣服，他说同意，我刺溜一下子就跑掉了。事先我给看守我的人打过招呼了，我说我告诉你，我要回家，想家了。你不给我把锁下下来，我把墙打个洞也要出去，告诉你。他不吭气，意思是你出去了按时回来就行。我想我干嘛要按时回来啊？我出去了以后就跑掉了。所以我下乡跟所有的全国知青不一样，我逃跑逃出去的。逃出去以后呢，从昆明到德宏到边界，一千多里。我逃走了那第二天军管会清醒过来了，追，到处搜捕，把我给逮着了。就在押我回去上车前的几分钟，我说我不回去，我这儿有革委会主任给我签署的一个条，我说除非他打电话给我说回去，我才跟你们走，你们不打这个电话，我干嘛信任你们呀，你们是谁呀？我这有电话你给他拨我给他讲。下属的人员谁敢和第一首长打电话，谁敢呀？这个我掐着他，他不敢打电话，我说对不起我不能走。我跑他们就在后面追，说告诉你，你过不了飞渡桥。飞渡桥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当年日本人打云南的时候，军队全都过不了，江上的一个铁索桥，那是天险，交通要道。我想我也过不了，真是过不了，插翅难飞，我下定决心，泅渡也要过去。我的哥们非常的忠实啊，他们后来护送我过去了。走的时候还带着很多书，一木箱子书，书给扔了，缅共派人来接我，我化装成缅共就偷渡过去了，谁也认不出我是谁，我一头扎到山里头三年不出来。

　　光：属于缅共那里。

　　尧：属于我们国内，德宏州嘛，我不能到缅共去，为什么呢，当然和缅共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可是呢，那个地方叫作三台山，它是由景颇族、德昂族、汉人杂居的一个地区，主要以德昂族为主。我就一头栽到山里头，那山里头有七个人家，有八个在德宏州，在知青史上是有名的七个半好汉呀，那半条是一个女孩。

　　光：这七条汉子都是你一起的哥们？

　　尧：都是哥们，在山上等着我嘛，下山来接我。一去就三年不能出来了，一出来就把你抓住。你如虎归山呐，到了山里头，你来抓我，我满山跑你抓不着我呀。

　　光：那你在山里干嘛呢？

　　尧：我的这些生活也非常特殊，我就在生产队里待了一年，第二年我就去办案了。我们八个人，正好我们那个公社很穷，最穷的一个地区了。有八个大队一人一个大队分出去，我下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毛主席的语录，贴心窝子揣着，扉页上把毛主席其中的一段话给摘出来写在上面，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就要那里的人民结合一起，就要在那里生根开花……我相信我到任何地方都能生存下来，就一头栽在山里头。

　　光：那你到了七一……

　　尧：七二年。七一年年底，林彪事件前一个月，林彪的命令还在生效，全国还在清查"五一六"，又把我做为云南省的重点清查对象，然后转来转去到山里头把我给提了出来。

　　光：他们知道你在那儿吗？

　　尧：后来都知道了。一直监控我，很多人都劝我走吧赶快走，我说我把牢底坐穿，我不相信我是错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是我看你们折腾到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我都看得非常清楚。那时候物质是非常困难的，我记得计划供应的肥皂啊，一年就二条肥皂，所谓两条就是两小块，连在一块。舍不得用。我有一床很薄的被子拿到小河里洗干净，缝好，两个肥皂打在包里头。一双鞋也没有，赤脚。

　　光：光脚？

　　尧：是啊，三年来都没穿过鞋，就赤脚。就是这样三年，很多信息已经来了，因为昆明也有人嘛，赶快跑！不跑，又来了，没事。我的景颇族的那些乡亲父老呀对我真是好。所以我跟那个土地啊，跟那种结合是一种生与死的结合，骨肉的一种联系，它不是说作客人啊，在那里几年，吃了点喝了点水呀，一块在地里头种庄稼啊，不是那种东西，他完全是一种生死与共的关系。

　　光：你送给我一本书《女山》，就是写那个山区的？

　　尧：至今我写作里头有不少作品是写这个地区的东西。接着说，我们那个公社的主任啊，景颇族的，他就不让解放军带走我。他说你们的命令怎么了？他是我们的人。按照景颇人的习惯，出门啊要送行，要吃饱喝足才能上路，你们车的马达都不愿熄火，立即要带人走，这一到了山里头行不通。我们要请他喝酒，吃饱喝足了再说。吃饱了之后，公社主任说，走吧，我们放心了。车就带着我从山上冲下来了，我就看到田地啊小路啊一条条的就从车旁往后退，当时我就说，告诉你们，我十年以后，最迟十年我还回来。果真十年以后我回去了。当然全国整个形势变了。所以抓回去后一关，从七一年九月份一直关到七二年五月份。

　　光：那"九·一三"以后还关着？

　　尧："九·一三"还关着嘛，后来我就为我自己辩护了，我说我的主罪是反林彪嘛。他们说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没叫你转移，你转移了也是反革命，谁让你那么早去林彪他们呢？！现在批判可以。早反也是反革命。他们当时还是不讲道理嘛，所以我还是反革命。

　　光：真不讲道理！

　　尧：完全不讲道理了。我就感到这个事情没有道理可循。然后呢，关着就开始审查，非常严酷的那种审查，跟法西斯的那种作法完全一样，这么亮的大灯照着你的眼睛，昼夜不让你休息，就这样弄来弄去。你说从九月份开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再加上七二年的五个月一共九个月了。春夏秋冬啊，到了五月份夏天已经来了，我跟你说九月份是秋季啊，冬季、春季、夏季，四个季节关在那个地方啊。就看着窗外的小草啊，黄啦、枯啦、然后又绿啦，树叶落啦又开花了就这些东西。到了五月份，准备处理，因为林彪的这个事情判主罪显然不行，就去接受劳动改造了。我是内戴帽子到工厂去参加劳动。七二年五月四号，青年节，把我带到一个昆明市机器厂。那个厂是一个老国企，是党领导的一个非常坚强的老国企。就弄到那里头监督劳动。厂长都不愿意见我，车间主任处理就行了嘛。所以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根据上面的指示，要立即把你派到最艰苦地方监督劳动。我就问他什么地方最艰苦？他说我们这儿呐，就是锻工车间。就是打铁的那个车间，机械厂嘛，机械厂不是有锻工车间嘛，最艰苦，我说我就到那去。听了我的话，他说那你什么时候上班？我说此刻就上班。就到车间里面打铁去了，一打就是三年。所以我说我是扎扎实实当过的工人的。

　　光：还当过农民。

　　尧：嗯，当过农民。我当工人扎实到什么程度呢，车间的工人打铁，我的工人师傅是位老党员，就是上面派来监督我的嘛，我的师傅对我可狠了。我跟你讲，狠到就是让你把车间的工作全干下来，可是我就把这个工作干下来了，你硬我比你还硬，不知道我是谁。你比如说打那个风车叶子，过去就是巷道里的鼓风机呀，大的叶片，那么大，三十公斤的一个叶片，那叶片是锻工锻出来的，烧红以后锻，在叶片上打无数次才能打出来，而且是一片接着一片打，我使大锤，他用小锤，根据他的声音指示，他打哪你就打哪。一上手就一千次，好傢伙，打得手啊最后都不能张开了，从那个锤把里支愣支愣出来，伸不开呀！就这么，后来啊车间的工人对我真好，他们都想不通，这个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这位军代表，是奉上级指示来监督我，一年以后部队把他调走了。那个时候你知道，咱们都经过那种日子，全厂夹道欢送他。他是一个老兵、爱兵模范、团级干部。反革命是不能参加欢送的，我就一个人在车间烧炉子。工人们都穿上新衣服去欢送军代表。军代表到了厂门口，突然想了一件事，离开了这个欢送队伍，锣鼓一下子就停下来了，有人问他什么事，他说我有事情去去就来，从厂的门口到我的车间，少说一里路，跑得直喘，跑到我跟前看看没人，拉着我的手说"你是好人，你要坚持住。"说了这些话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得的是绝症，他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实际上他是得了病才把他调走的，他出去以后40天就去世了，就留给我这么一句话。所以在我的生命的历程当中，这个人对我是非常关照的，而且人的这些善良的东西，至今仍然是我生命当中很重要东西，关键时候能够校正我。三年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七五年年底的时候，云南就开始落实政策了。它就是纠正文革当中的错误，显然我的问题你怎么翻、怎么弄，它也不是什么问题呀，对不对？你说反林彪到七五年还是什么问题吗？当然"四人帮"那时还没垮台，就差那么一点点，可是已经开始落实政策了，这个时候呢，省里就派出专人来到厂子里头找我，让我给挪挪位置，云南省昆明市任何一个单位只要你想去都可以，不错，什么工商政治部，什么企业，团市委哪都可以。我说我哪都不去，我就在这个厂子里头，我把"四人帮"这一套看透了，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说你过去是个黑笔杆子，现在是红笔杆了。我说我只怕当来当去还是黑笔杆子，我就不去，还能怎么？我就一直干，一直干到四人帮垮台。

　　光：还在那里打铁。

　　尧：当然了。但是后来有点改变了，一看这种情况，省委书记马上派人来，他的秘书开着上海轿车，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好车，下了车说代表谁谁谁，来找谁谁谁，工人们一听还以为又是来审查我的呢，一帮人围着我们。他就说你们出去出去，然后对我说这里说话不方便，不能让人家听见。那我说最安全的地方那就到球场上去吧，所以人们都扒着墙看，怎么回事情呀，他不是反革命吗？怎么省委领导的秘书都找他谈话？！其实省委是让我彻底解放，我就不接受，我不干，我当过农民，还在当工人，我满足得不得了，告诉你，我哪都不去，就在这里待着。

　　光：那时候没给换别的工作？

　　尧： 76年"四人帮"粉碎以后嘛，就开始平反什么什么的，我又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人物了，整天让我开大会，我就特别反感。那个时候能清醒也不错，我说英雄是人民不是我，我不过是说了几句话，当中也有错话，也可能错的更多，说过一两句正确的话，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你们整我，让我上了一个特殊的大学。

　　光：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尧：我29岁就结婚了，文革结束前我就结了，75年，75年还入党了，我跟你讲，我的几件好事集中在75年。

　　光：那你还在改造的过程中就入党了？

　　尧：云南省委解放我，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就是"四人帮"不被粉碎那我也会解放的，而且我还愣要入党，领导说这个人不是党员，谁还是党员？我说我父亲还是反革命呢，还没平反呢。领导说你父亲就是特务、走资派、什么都加在一块，还是你父亲。你就是最好的，你就是党员。

　　光：这是哪里的态度？

　　尧：厂里头，党委书记的态度："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党员，不管怎么说，他不入党那谁还能入呀。"反正我75年入党，75年结婚。

　　光：你那样的情况下，你爱人跟你谈恋爱也挺不容易啊！

　　尧：对，也不容易。

　　光：她原来是干什么的？

　　尧：我爱人是我的同学。76年在全国是高潮，在我是低潮，因为我的那个艰难已经过去了。76年什么清查"四人帮"呀什么的，我也就那么着了，后来就把我调到机关嘛，还要发挥我的管理才干。

　　光：调到哪个机关？

　　尧：工业管理部门，那个时候叫重工局，就是重工业管理局，然后重工局又翻牌换成什么工业管理公司，就是昆明市的工业管理部门。

　　光：调到那里干什么呢？

　　尧：我在重工组负过责，在组织科管过干部，在宣传科负责过，什么科室我都干过，其实那个时候学习管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是一种忽而平静下来的感觉，就是整个恢复的那种。是吧，挨整的时候整个身体都是非常的紧张的，精神也非常紧张；而这个时候忽然平静下来了，我是那个时候开始写作的。有一年我出车祸了，汽车把我撞倒十几米，把第12根肋骨撞断了，然后右边肾脏受伤，在医院治疗完以后呢，体质就非常的不好，一直处于恢复状态。后来单位照顾我嘛，要么你去疗养。我说干嘛去疗养？要不然你去党校培训吧，我们的那个党校特别好，还有一个水库可以游泳，我就到党校去了，党校讲的那些课程我都懂了，什么党史呀什么经济学呀，我可以当老师，我干嘛还要听课？我就没兴趣听那些课，整天就在宿舍里头，这个时候开始写作。写作也有一个故事，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劳改回来了，为了不丁点的事情劳改，她在劳改20多年的迁徙过程当中，她有一样东西没丢，就是我小时候写的文章、稿子她没丢，比如我还有一本书叫《中队日记》，像是一部小作品，记录了整个少年队中队的活动。

　　从党校毕业后，省委领导就跟我说，他们都非常了解我，他们都觉得我不容易，说这个小孩这么苦，真的是不容易，你去做点事情，把我们少数民族的作者好好培养培养。我得了令之后，说实在的20年来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云南的年青的、少数民族的作者的培养。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啊，在文革结束的时候没有作家，没有文字作者，所以文学就更不用提了。这20来年除了我个人写作以外，我大量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年青的，比我更年青的，更小的这一辈又一辈，一代又一代的年青的作者，让他们写作，也给他们一些帮助，也教一些就我们所知道的知识，这20来年这个事情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来说我觉得我的事业到这个时候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他们都成长起来了，而且都成长得非常好，已经成为全国小有知名度的作家。

　　光：都谁呀？
　
　　尧：都是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

　　光：能举几个名字吗？
　　
　　尧：那是很多的，比如刚刚去世的作家董秀英呀，很可惜。佤族、景颇族、哈尼族，一批一批的，他们都已经跨过了这个门槛，走上了一个很广阔的文学创作之路。我的任务呢应该说，还是普及型的工作，是提高型的工作，就是使他们逐步提高这种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现在云南20多个民族全有自己的作家，当然是靠大家做的工作，靠作协呀、文联呀，还有我们刊物，几十个人，整整一代人。
　　20年就是一代人，晓雪呀他们一代人，到了我第二代人，接上去又把这个工作做到底。

　　光：那你很多精力是做这个？

　　尧：对，现在必须提的是这个事情，所以我呢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学的东西就比我还多了，他们面对这个世界会很自如的进入他们的创作世界。这个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个时机告一段落，退出来，把我想写的东西写一下，这是我今后的打算，因为我还有很多想写的东西没有写呢，刚才说的这些事情还没写呢。

　　光：你方才说的，都可以写得很好的，虽然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但你的这种传奇的，受过这么多磨难的经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尧：对。事情多着呢，太多了，就这么匆匆忙忙地20年就过去了。除了在鲁院学习，在北大学习，你别看我在北京学习，我还担任工作呢，那个时候你们都不知道，一批批人我把他们带到云南来，我还策划着一批人到西北大学呀什么的到处去学习，然后负责推荐作品，哎呀真累，20来年和云南的这些作家们共同做这件工作，算上是有成就了，就是把整个云南文学的基础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现在云南提出来要作为一个文学大省，他已经有队伍了，有家底了，他现在有一批人了，文学这方面也是不错的，而且这批人应该说他们的前景是很广阔的。他们同过去老一代人起点不同的是，他们的个人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全部都是大学程度，在大学完成高等教育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切入文学的这个道路，有的是后补的，不管怎么说，所以我的工作，应该说是历史性的这种任务，在我很年轻30岁出头的时候，那时交给我的任务，我花了20年去作，我很自豪的说我无愧于这一点。他们都知道，我花在这方面上的精力比我创作上的精力要多得多。说实在的。你别看至今我辅导他们，包括给他们看作品，一年是一千万字，究竟是什么概念？长篇小说十到二十部，看三遍是什么概念？最后把这个书出版，送来评奖，这些工作，大量的工作，而且我还要搞招聘，推荐新作家也是我来管，所以整个云南的文学结构像金字塔一样，我就是塔尖上的东西。全省的大型创作是我来管，基础的刊物和发现小作者、新作者这些，刊物呀、报纸呀、文艺版面呀这些事情，还有那种普及性的辅导，在别的省份可能没有这种工作，而在云南这些工作是基础的基础，而且是非作不可，没有多民族的这种繁荣，就没团结，没有安定，没有整个云南欣欣向荣的状态。所以他们非常自豪，因为各个民族有他们的作家、艺术家，还有什么什么学者的，他们都有。而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干嘛这样啊？花了20多年的功夫，头发都白了。现在开会，那些年轻的学生们看到我，都十分的不好受，我说你们不用难受，我的头发原来就白了，蛮轻松的就说过去了。他们就说了，您几十年来都在培养我们，从我们大学刚毕业您就教我们，不断地帮助我们，我们写的小东西帮我们看，帮我们推荐。然后我所谓的一条龙的政策，从稿子一直到书，找钱，到处找，到省委省政府来要钱给他们出书、推荐，就这么干了个这些年。

　　光：那你现在在文联还兼什么职务吗？

　　尧：文联没有什么职务了。我是作协的副主席，我干了十三年的副主席，所以我跟他们说我要不当了。

　　光：是常务副主席吗？

　　尧：不是，我们也有常务副主席，常务这个角色是让秘书长干的，平常诸多行政事情我再担起来，我还哪有时间去研究文学呀。

　　光：你是驻会的副主席吧？

　　尧：对，我是十三年的驻会副主席，我开玩笑说啊，我是老上将，这个老上将肩牌上的花含金量可不一样，对不对？新上将和老上将不一样，我就是老上将，我是十三年的副主席，他们当了两年的副主席。没换届的副主席，只有我一个。

　　光：一直是副主席？

　　尧：对。

　　光：那主席是谁呢？

　　尧：从88年到现在13年了嘛，是晓雪的。就我这个副主席独木桥一样孤独到现在。晓雪的时代只有我一个副主席，辅助晓雪搞工作，后来晓雪退了，现在一批新人上来了，我这个独木桥给过渡过来了，我这独木桥还趴在那个河道上，让人踩在肩膀上过。国光我跟你讲，我就这样20年过去了。

　　光：是啊！

　　尧：你看，我现在55岁了，还叫我干，我反复跟我们省委领导说了五次，我说多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去写作了，我干那么多年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思维，他们年纪轻让他们干，对不对，他们也会干好的，别操心。重要的事情你找我商量商量，我可以提供个意见，一般的事情我就不管了。省委领导跟我说你不干谁干呀？他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有的事情你敲得准，别人还不一定，就这个意思，你看我们这次开会的领导，都很年轻。

　　所以我就说我还是回家吧，别给单位增加负担，每个月领点退休费就可以了。他们参加社保了，还可以保证他们月月可以拿到吃饭的钱，如果不规定社保啊，那就一个月一百来块钱，就是够买点老米的钱，也就够这个。

　　光：哎，你爱人叫什么呀？

　　尧：冯，两点水马字冯，艾，草字头一个叉的艾，群，群众的群，冯爱群。

　　光：我打电话和她聊过几次，但是不知道你爱人叫什么。

　　尧：就是二马。

　　光：比我爱人多两点，我爱人姓马嘛。 （笑……）

　　好就这样吧！那咱们吃饭去。

附：名人自述(黄 尧)

附：尊重自己的生命感受（袁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