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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那你们一起学的是一个军事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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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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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不是,全国的理论班300多人,有咱们军人30来人。
黄:同期学习的现在比较厉害的有没有 ?
张:有,汪洋。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是学经济的,叫朱容基总理看上了。
黄:在中央党校学完了那算大本了吧?
张:是这样的,中学去的按大专,大专去的按大本,大本去的还是大本,研究生没上去,得再加半年才给研究生。我当时是以高中去的,毕业了也加不了半年了,就拉倒了,“学历热”总不会长久的,关键是看你的真学实才。
黄:那你在中央党校毕业后算什么?
张:大专也行,大本也行,研究生也行,“三行”,反正我现在早是研究员了。在中央党校正赶上军队教员定职,我搞了个东西,我在入学的时候,搞了六百人的调查,都是团师干部,正好是78年底了。我算79年3月份的学员,我搞了个大的调查报告,那时全国不都表态吗,坚持什么标准呀。
黄:是不是军队必须补课?
张:对,就是那个事。来了以后我就写了个调查报告,中央党校研究室叫我再浓缩浓缩,然后弄了个绝密件直接报中央了,因为当时我写的是“邓小平拉二胡”,指胡耀邦、胡启立吗。军队的心态不是太好,好象有点“两个凡是”,跟不上。他们一看这个调查报告还是很好的,特别是在都表态中,军队没出声。我上中央党校以后当时还纳闷呢,怎么这么重视呢
。签字的时候上面写着“绝密”。中央常委各位委员,当时叶剑英、华国锋都是,邓小平都在里边,那时邓小平还不是太靠前,可能在叶剑英后边,陈云前边,但抓这个大讨论是邓小平、胡耀邦抓的。上去了以后怎么操作,咱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这边给我回话了。大会上给我来了个表扬。说这个抓的不错,在中央党校大会受到表扬可不容易。让我介绍经验,当时我没讲,因为我考虑是按“绝密”件送的,能不能公开说,我比较谨慎,所以没讲。一个是受表扬,另一个是中央很重视,没过去一个礼拜,邓小平就讲了“军队要补课”,大题目就是《军队要补课》,我写的是《军队应该补课》。这个回话就说明引起中央的重视了,特别是引起小平同志重视了。
黄:是不是和军队整顿也有关系?
张:可能是。
黄: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否定两个“凡是”。
张:那时毛泽东说的就不能改,讲那个继续革命吗。没有那种让根据形势变化让实践去检验,对毛主席“三七”开,当时小平是总参谋长。
黄:调查报告对军队的思想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当时没人敢写这个东西,好家伙,那不等于造了军队的反了吗。
黄:等于打了军队的小报告。
张:实际上是给中央反映一些情况,当时军队思想没完全解放。那时我找着感觉呢,那个东西是绝密件,省以上干部可以看。有几个头头告诉我,“你写的东西很好哇”,其中有两个人一到打开水时总注意我,一个是王海容另一个是唐闻生,他们是一、二部的,我是三部的。不认识。但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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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全国首届影视“金牛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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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她们有来头。可能是一种心态吧!
黄:她们也在党校学习?
张:她俩在一个班,一部省以上的,二部是地区的。理论部都是报社的总编啊,编辑啊,红旗杂志社的人。现在各地的党校校长基本都是那一批人。在党校学了两年,部队正好定职,一下子来了两职。
黄:学完后又回到炮兵了吗?
张:对,但是在没学完就定职了。我当时在部队调炮院的时候是副教导员,回去后在炮兵指挥学院任教研组组长,教政治经济学。
黄:干了多长时间?
张:干到84年吧。79年3月—80年在党校,9月以后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教政治经济学,一直干到84年。
黄:怎么又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去了?
张:84年当政治经济学组长的时候,我就搞了个片子《深刻变革》,报告文学式的录象片,用词都是报告文学语言,拍摄按电视剧那个路子走,纪实性的也是文艺性的东西,结果给学员们一放,那时正讲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时候,第一部片子,比较早了,正好是凤阳县的那个小岗村刚搞了一年多大包干,我就到他们那去了,到凤阳去录象,去了五六个省拍这个片子,主要是反映中国农村的变革。
黄:谁主持搞这个片子的?
张:我是编剧,又是导演,带着队去的。
黄:这部片子那时炮兵学院是不是教学用?
张:对,教学用。特别是讲社会主义农业部分,怎么讲呢?现在联产承包都搞起来了,特别是小岗村。写了那么个东西,73分钟,一放反映挺好的。这事让总政知道了,总政调片子正好赶上那年比赛,结果我们的片子是一等奖的最高分,九十几分,两个一等奖,这时全军就发行了。
黄:你不是还有一个获得金牛奖的吗?
张:金牛奖那是在军艺了,不是这个片子。这个片子以后又参加了全国的评比,结果在青岛会议上我们又是最高分,并且专家的评语说:到目前为止,全方位地立体地反映农村变革的是第一部好片子。评价是很高的,而且广度、深度和艺术感染力都很好,我还介绍了经验。
黄:是不是炮兵指挥学院的领导也挺高兴?
张:太高兴了,当时给我立了个三等功。这时我的命令下来了,军委炮兵宣传部,下的副部长职务,主持工作。现任的部长到点了,他推荐的我。
黄:那是什么级别?
张:副师。但炮兵指挥学院教研室主任不让我走,意思是舍不得我走。可我就吃了一个亏。开始我总是不太高兴,如果去哪儿,仕途上更有发展,另外从全炮兵系统的真正的有点成就的,我还是比较突出的。
黄:而且由正团到副师是个坎。
张:是个坎,结果我没去。84年到宣传处了,还是正团职。老主任的意思是让我到教研室当主任(副师职)。可是阴错阳差,这个老同志没多久得病就提前退休了。说这话就到了87年了。教研室没去成,人事也在变化。我当宣传处长因为和文化接触,我还管俱乐部呢。宣传处长又等于文化处长。那时总演节目,我就当编导,也搞电视片。文艺节目上总参比赛总拿奖,这个兴趣又来了,总是在业余时间写点小说什么的,在张家口市报上发表。有点特长得不到发展,职务没动。
黄:没动就去军艺了?
张:八七年定的军衔,那时我定的是上校,某种程度讲,这个仕途我看就到头了。
黄:军委炮兵宣传部长你没去,如果去了就不是现在了。
张:那个宣传部长后来到廊坊当政委了,咱就不说这个了。仕途就是这个样子,有能力没机遇也不行,有能力有机遇没关系也不行。那时我已经45岁了,部队要求岁数比较年轻,我的兴趣转移了,那时我还真出了一本书《商品经济与军队建设》有十万字吧,全国发行,影响不小。
黄:我插一句,这本书是不是现在还有,是不是你一个人写的?
张:有,是我自己写的。它属于社科类的一种,得过学术论文一等奖。那是1988年写的,当时部队对商品经济还很不了解,我教政治经济学吗。虽然当宣传处长,但还没忘掉这个东西。用经济学理论和军队现实结合起来,写出了《商品经济与军队建设》。就是商品正面带来什么,负面带来什么,对军队建设提出新的问题。其中有一个章节,我在全国社会学会上讲演了,收进了《现代思考》,就是社会学全国那个会有个集子,反响还是不错的。
黄:上面您说了上中央党校的情况,回到炮院后是什么情况?
张:中央党校住校学习一年半,79年3月—80年10月,党校这一段主要是学习,那三部现在叫理论部,经济专业,一共5个专业。我学经济专业的,但我抽空子也攻哲学那个课程,我那个课程没有课时,我就去听哲学课,因为住校很方便的。参加哲学那边听课没俩儿人。应该说,中央党校这一段,提高不小,除了学习以外,也搞点社会调查。还有一段,就是正好知识青年下乡回来以后没有工作,胡耀邦抓了一个“便民酒馆”,就是知青回来后自己办的小酒馆,那是1980年的时候,挺方便,结果中央也抓,北京市也抓,就出了名了。在崇文门哪儿,街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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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儿如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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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大当嫁 |
年自己动手搞起来的,被胡耀邦发现了。一抓典型不要紧,全国都学习起来了,返城以后就业问题,还有一个自谋职业,说明一个就业新出现的大问题,连外国大使馆的人员都上那参观去,后来说上山下乡把中国搞乱了,意思是从“便民酒馆”抓起,广开门路,安排上山下乡大返城人员,那时应该说是国内外的一件大事。以后这个“便民酒馆”搞着搞着,街道收回去了,搞成集体的了,让我发现了,写了个《便民酒馆不便民》,完了以后给李先念和姚依林看了还挺重视,转告北京市委,又回到个体来了。我说这个事的意思是,在中央党校学习中了解了不少社会。
黄:还是在中央党校吗?
张:还在党校学习,学员。
黄:那您很关注社会生活?
张:因为他提供了一个舞台,那上课的老师们都是中央领导啊, 你像邓颖超、彭真、钱学森等他们都去讲过课。党校这段学习完了以后,当时想留我,进中央党校研究室,我在学校住了两年,搞了两个调查报告,比较上层次的,但是,凡是军队的一个不让留,结果就走了。回炮兵学院继续教书,教经济学。干了四到五年吧,讲农业那一课没啥东西了。干脆到农村去看看,这一看翻天覆地的变化,印象非常深刻。我这个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关注社会的,特别是老百姓们。
黄:那个录象片是在中央党校搞的吗?
张:不是,是回到炮兵指挥学院以后,教经济学中出现难题了,社会主义部分,特别是农业部分不好讲了,讲集体所有制,他现在有的开始搞大包干了。那就等于农村所有制形式发生了变化。结果我们一调查,发现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从凤阳开始。当时万里当书记,我们见了小岗村那些个人,有个叫严金昌的我还记得。当时他们穷得出去要饭,我说咱们录录吧,你那要饭的劲,真好,装得还真像。他说,我们就干过这个,不是装的是真的,没办法逼出来的。他说他们十八个人分了地,结果一干相当不错,那叫联产承包责任制。搞了这个东西,当初因为这个作品,经过中央党校培养以后,以较高的思想认识水平对其进行了审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出现,但是也有点教学的东西。
黄:这个片子您是策划和编导?
张:主要是我主持,但还有其他好几个人呢。因为我当教学组长,然后拍摄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去。搞的应该说是不错的。在学员中一放,反映相当强烈,炮兵系统知道以后,就观摩来了,一看这个片子好,开始复制了,总政知道了,评比了得奖了发行了。后来又教了一段书。我们那会儿有这样一个惯性,得当宣传处长过度一下才能当教研室主任。当宣传处长一段时间后,写作的瘾来了,象抽大烟似的。它和教书不一样,教书你差一分钟就通报你。一不教书上课就搞平常性的教育了。这样就跟新闻界、文学界联系多了,开始是约稿,写着写着感觉写一个大一点的吧。我就写了个《问号背后的秘密》,这是电视小说,在张家口市报上连载了一个多月。我在炮院这段时间,论文也上了不少,电视剧本也写了不少,也拍过片子,但没有创作室
的单位,写东西的瘾头再大,也不能与职业发生冲突。我一看这个情况,需要我做抉择了。想来想去,这个写作的瘾还是要继续下去的。仕途这条路得放弃了。抉择的时候想了好久好久,也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思想路程。还有一条路,我这个人理论功底还是比较深的,通过中央党校那几年学习,另外从小我就喜欢哲学。到底要走那条路,电视也搞过,理论文章也搞过,文学作品虽然不太多,但是那几个东西还是打烙印的有分量的。特别是那个片子。那时在张家口在炮兵系统,我也很有知名度的。最后还有个问题,就是想在文学上再进一步,再发展一下,就像咱们说的那层窗户纸,自己写了不少的东西,但是这层窗户纸还没完全捅破。我在想,在找感觉,文学的道路是很长的,要走这条路就必须科班。当时文化部长是李静,有能力的女性,通过她上了军艺。也带着点过去的作品,人家一看中了,没有点基础也深造不了呀,老师讲你不明白。结果军艺这两年,悟出来了。
黄:您当时好像是军艺的学员中年龄最大的,军衔最高的一个?
张:那时我都45岁了,45哪还有上学的,象石钟山呀、衣向东他们军艺毕业后都拿过大奖的,那时他俩才20多点岁,我都45岁了,可以跟他们是两辈人了,但我们相处的不错,可以叫“忘年交”。我爱护他们,也有意保护他们。因为他们这些年轻人,特别是武警的,都是有一手的,没事就逗,逗就打起来了。学校能让他们这样吗,我觉得这些人来了不容易,要是处分他们,把这些人的前途就给耽误了。
黄:当时您在学员中当班长吗?
张:不是班长,是叫我当队长,我说我不干。我给你们当队长顾问,我当你们老师的顾问都行。我绝对帮你们做工作,我说的合情合理你们还得听。队长是我辞掉的,我就保护他们。学校要处理的时候,我严肃地提建议,我说个人要做自我批评,批评得要狠一点。咱都是老同志了,都管过人,我给他们做些工作还都挺好,这些人还真有出息,到现在他们都叫我老大哥,上一次我到八大处找李西岳大校,还有衣向东、石钟山、胡学庆、王久幸、曲直,他们都去了。我跟衣向东、石钟山碰杯时都掉眼泪了。十年未见面了,很有感情的。那时才知道,人的关系和感情最珍贵。我从军艺得到很多的启示。上军艺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上的突破,我在那搞了一些大东西,听着听着感觉就出来了,但用话表示却说不出来,阎连科那时有点名气,他说“什么叫写小说,把假的写成真的就是小说”。这说明他找到了感觉。王蒙也去讲课,好多人都去听。好多有名的前辈去了不少,象莫言他们就是我们上届的。他们也去讲课。王蒙讲他对《红楼梦》的感觉,他的视角就不一样,我觉得把感觉写出来了,那种心态写出来了,把生命轨迹写出来了。小说也有个提高问题,写的非常真真切切。但是我的特点在哪呢,因为我有哲学基础。听了一次审美课,开窍了,就是说,文学审美的最高层次是哲学审美。写什么也好,好象有一个更高的上层境界,写感情什么的就是写感觉呀。文学也有个理性的东西,那时我可真开窍了,以后写的那个东西都带有哲学思辩,文学的思辩咱也明白多了。写论文的思辩和文学的审美,我体会它是两股劲,就好象高处和深处一样。高处象喜马拉雅山,论文观点突出。但是文学呢,它需要形象思维,并且是主要的思维,但是它也需要逻辑思维,大部分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思维,逻辑思维要和形象思维结合好了,这个文学既有感染性,思想性就更强了。而这个思想性它又是一种非常隐蔽的东西。不让他看出作者的痕迹来,让小说中的人物去说。它跟散文不一样,散文是以我为主人公,也还不是说教的我。我找到了一种感觉,把哲学揉进小说里去。张贤亮受的那种迫害是什么,他写他那个男人女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写他和他那个女人,在写人的自然属性的时候,马克思在云中出现了,他把马克思都请出来了,他推到极致上去了。我觉得也是一种审美,也是一种启发,并且是高层次的。我完成的五集电视连续剧《赵家川命运传奇》,然后我在此基础上改写的长篇小说《命运》。从文学层次上来说是个提高,从哲学审美角度也是个提高,并且是悟中的提高。应该说去军艺的抉择是对了,决心没白下。因为在上军艺之前就定了这条路,堵死自我仕途之路,军艺毕业时就47了,创作室又不想去了,当时走专业这一条路,我通过关系也可以,走业余这一条路总参文化部也有搞创作的,但总觉得比较为难。下边比较年轻,咱这岁数太大了。当创作员吧人家不敢管你,别给人家添麻烦了,还是走业余创作吧。这样压力小一点,虽然时间相对少了,但是可以用8小时以外来提高自己。
黄:从军艺回到炮院然后就提出转业?
张:是。转业上作协也行,上党校也行。但是房子问题都没解决。回来后大房变小房,有车变没车,一时接受不了。特别是住房空间小了以后,适应不了,有一种压迫感,在部队住80平米四间房,回到地方后住39平方米,少了一半,当时孩子也大了。于是我想还得走政府这条路,我看应该叫借条路,因为不想升官了,不走仕途之路了,我在天津市干了三年市监察局正处级的副处长。93年与市纪委合属办公,当宣教室副主任,抓教育,其中有一个叫回访教育,即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党员教育。结果在回访教育当中,开始构思一个东西,《这个角落不平静》,上百的事就和工作联系起来了,当时调查的时候,有很多感人的事。以后天津作协找来了让我编书,当《筑起我们的长城》百万字长篇报告文学集的征文委员会秘书长。在市纪委干了三年多,搞了两台大戏和两本书,那时是大家一起搞,市纪委这边主要是我执行。两台戏其中一台中央电视台放了。从文学的角度促进了反腐倡廉。一晃三年多,我已经50岁了,转业太晚了。我们的老主任已经60了,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提出要下去,怎么安排都行。他说你别走呀。
黄:宣教室主任是什么级别?
张:副局。想下去的原因一个是当时有两个副主任,我想竞争对立不好,让路;另一个是想下去想解决房子问题。在市纪委三年多未解决,市纪委没钱。
黄:那等于在我知道的你的经历中,有三次提干,甚至可以提到正师级这个位置,你都放弃了。有的是面子不好推,有的是下决心走文学这条路,如果三次机会不放过,也不是现在这个级别了?
张:司局级就行了。但如果说仕途可能上去了,就写不出现在的这些好东西来了。那种业余和这种业余又不一样了。这个业余特别是你不是在主要领导岗位,作为副手也好,职务低一点,你的自由度就高一点,也就说文学瘾相对的既有空间也有时间了。我写东西大部分时间是8小时以外,实际上8小时以外是我的美丽的幸福的激情的空间。我不后悔,并且活得挺美,含金量也高,朋友还多。我非常乐呵,我有句人生格言,叫“大笑对人生,大鼓对世界。”鼓指我肚子大,名漫画家左川(左吉利)是我的战友,他给我漫了一下,才10分钟,就画到心里去了。
黄:您是怎么调入天津铁路集团的?
张:那时有那么一种情况,原来让我去环保局,都是当纪委书记,直辖市的副局长职务当时也是个肥缺。但是,有那么一个茬儿,有一个转业干部也想到那儿去,都是军队的,军队之间有感情呀,他是直接转来的,向下派的优势在我这,但是我说换一个单位,那就上铁路局吧,到铁路局是这么来的。到铁路局任纪委书记一把手、党委常委是副手,刚开始几年我是没有一点时间搞文,得进入角色嘛。
黄:改成集团公司以后当监事会主席?
张:对。
黄:有的单位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张:那是政府咱们是企业,但是,企业一般的监事会主席不是纪委书记干。因为我比较老一点了,纪委书记就是监事会主席。第一年我找职务的感觉,进入角色,还不能把工作给耽误了,这是个巧妙的角色转换辨证法。变来变去我这个多栖技巧也没变掉,反而越变越老,越老越恋。
黄:从军艺毕业,文学还是比较浪漫的,到这里是比较严肃的,这也需要有个转变?
张:是需要有个转变。到这以后就工作,以后就逐渐熟悉了,时间就是忙里偷闲了。我就放手让打大家去做,让下属几位纪委书记自己去搞,时间相对就多了。但要严格要求自己,8小时之内还是不搞,只是偶尔的构思,当事情处理完了闲着了,或中午休息的时候构思个东西,实际上我在构思一个长篇《融》,准备写个80万字的长篇。另外,搞点中篇什么的,最近又搞了个中篇叫《稗草儿的夹缝儿之恋》已经脱稿了,杂志盯上了。这两个东西我要把它写成里程碑式的,对我个人来说,非得有大的转折。但从小说上我找了些感觉,这个《融》(暂定名)再写好一点,报告文学有了,我想中篇是我的第一个,也想搞成一个转折式的有分量的东西。
黄:要写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尾?
张:行。我按您的意思办。我的时间主要在下班后,我媳妇有点纳闷,“你怎么总那么忙,你每天都得夜里12点多钟才睡觉,干什么了这是。”实际上我是在构思东西了,写小说处在一个美丽的世界里,比见到我媳妇还美。
黄:那你每天下班后不马上回家?
张:我基本上都七八点钟回家。
黄:回去吃完饭是不是就开始写东西了?
张:如果有好电视节目,我看后再进入我那个独特的世界。另外周六、周日特别是改了双休日以后,这时间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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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辈人儿更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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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这20万字,都是在礼拜天完成的。坦率地讲,我要是写起来连过年都忘了。我那时在炮院大年三十还写呢。我那个《赵家川命运传奇》五集电视剧本的最后一个字,就是大年三十零点写完的。我这个欧洲散文式的长篇游记,就是去年春节放假七天里写出来的。
黄:写一个中篇或是长篇整个身心都要投入进去。
张:我这两个东西出来要高于原来的水平的,以前文人写出来的东西,再写很难超越自己了。我还达不到人家大手笔呢,但我只要写个东西,后者一定要超过前者。
黄:风筝应该是越飞越高。
张:好多人说我岁数比较大了,但是思维却新,出国的那篇好多新思维,我的工作效能监察PDCA循环是好多人想不到的,独创的。特别是那节逆向思维红磨坊,可以从资料上查,目前全世界是第一篇。这两个我也好好弄弄。实际上我来了7、8年了,除了我的职务角色之外,8小时以外的心血就下在这三件大事上,两个大中篇,一个大长篇,我甘当寂寞了好长时间了。欧洲这个不搞不行了,回来以后,我那实际上对欧洲这个一边游览,一边与外国人谈话时候,还有些业务活动,我就开始构思,给我启示的是一个导游两口子一年接500个代表团。这里边需要思维东西多了,中国的人格国格,开放以后的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到底是什么形象,你有没有文化,你几千年的文化你到底看出来没看出来,你要是真不去你真后悔。实际上那就是以前百老汇的形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不也是在那个场合下,就像那游泳似的,游泳那是一种体育行为,舞台上露一点,但是你不能等于黄啊,它有一种舞台的美,人性的美,你如果排斥这个东西,那你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改革开放就还没抓到位。实际上,法国的红磨坊不等于那个红灯区。以后咱们逐渐地适应,咱是中国人。马克思外国人也非常的崇拜,他从另一个角度讲,他说人类有一个自由发展的阶段。咱社会主义不也追求这个目标,什么名字,咱们叫共产主义,别人叫人间天堂,将来那一个到底是个什么形式。马克思说了,帝国主义革命以后同时进入共产主义。那时的环境到了,帝国主义革命很不容易。像美国200年、300年以后,世界大同的可能也有,这条路也得走。关键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说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冲破那个外壳。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是冲破以后才能达到大同世界。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咱们叫初级阶段。信仰这个东西,实际在实践操作过程当中历史实践和马克思说的是非常一致的。以前有人说,出去以后就不爱自己的国家了,不是,你可以自己进行一下思维,去不去马克思墓这个事到不大,这个理论思考你绝对不能丢,你还要积极的去写。资本主义它的文明程度有很多好的东西。
黄:我看你们这次交通系统出去考察,听你的意见就去红磨坊了,有没有进行慎重考虑?
张:我说是可以去的,实在要出格了,那就是导游没说真话,抬腿我就走。我的意思是,原来想写个论文,最多从哲学角度提出来。不如写文学作品,为的是在看的当中,在感染力上要好的多。我自己的感觉,语言比较通顺,要雅有雅。我媳妇的语言,我收集了她很多她的语言。
黄: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语言?
张:她尽是土话,说出话来都是东北的那种文化,很有特色。
黄:下面谈谈您的家庭、谈谈爱好?
张:我搞业余创作凭意志拼毅力,吃苦太多,那可是掉头发掉肉的,可我越拼越胖。当然我这胖是另一回事,我的胃口好、消化好、吸收好。
黄:我想问,您现在用电脑写作吗?
张:现在刚用不到三个月,原来用手写,一两天写20页没问题,六千到一万字,用电脑写最多一千字,还是个小学生,不太熟练。
黄:电脑写,好在哪?
张:好改。另外不用抄,抄比写累呀。
黄:您写的比较长的时间是连续写几天?写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血压高哇,头晕,有点要呕吐的感觉?
张:血压偏高点,一天一片药,但没有那种感觉。血粘度血脂都不高,血糖也不高,血流变的值就正常,大夫说我是40岁的内脏。我服用“索非亚”一种进口的药,不伤肾不伤肝效果不错,一天一片,长命百岁。
黄:您有什么兴趣,您的性格是-―――――
张:我的性格应该说是干政务时比较稳,也有魄力,要求比较严,另外比较直,干对了真表扬,干错了真批评。还是部队那种作风。我也想过,也可以学滑一点,但是,他影响我写东西,影响我身体。人是两种属性,一个社会人,一个自然人。比较开朗的人变得比较滑了,比较隐蔽了,那是一种生命的自杀,也是一种人性的叛逆。
黄:您除了对写东西执着,别的有什么兴趣爱好?
张:玩风筝,每年春天都去。家里还有一个小龙。
黄:大龙保留在哪了?
张:非常遗憾,文化大革命时候给毁了。我就晚到了一步。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想起来有那么个东西,我给天津博物馆写了封信,告诉我们家里有个百年风筝,人家马上就下来了,说没了。以后再找也找不到了,只找到了用猪血煮过的绳子和别子。
黄:现在要想做也很难了,您会做风筝吗?
张:一般的风筝都会作。
黄:您放风筝到那去放?
张:在天津大礼堂对过的前边,我的孩子们都会放。
黄:您放风筝最高能放多高?
张:买的那个线,我接到三个管,每管一百多米。
黄:放到三百多米高,一个人拽得住吗?
张:有粗绳细绳,风筝稍大一点的有床那么大,上去以后就是一个点。如果是个面,那就放的低。
黄:《融》的当中要写放风筝吗?
张:这个必须得写,风筝要伴随这我这篇东西。它寓意我的人生,我们家庭的家族史。另外还有文学的一种追求,后边一定要比前边的好,要不你就别发表。甘当寂寞。我已寂寞了好多年了,中篇寂寞了7年,长篇寂寞了5年。这本书我准备写上下集。
黄:除放风筝您还喜欢什么?
张:好下象棋。
黄:下的怎么样?
张:我从6岁开始,看着煤厂的一个老板下。
黄:您的水平怎么样?
张:我的水平坦率的讲,在军艺里我拿第一,刚转业的时候到市纪委都愿意跟我下。下象棋从小就玩,也有瘾,我记得在部队的时候,礼拜天穿上秋衣,破罗嗦的,到公园去坐,一玩就到天黑才回家,媳妇好一顿骂。以后我随着岁数的增长,玩得少了。现在已经有三年多不玩了。但看见下象棋就来瘾,那里边的智慧,战略战术挺有意思的。
黄:参加过比赛吗?
张:在军艺参加过一次。那次我们集体拿了个一等奖。在炮院的时候,我搞过,当时是宣传处长,水平是中等偏上的。
黄:下象棋、玩风筝,还有别的爱好吗?
张:也有,从小在在海河游泳,游得好极了。我多种姿势都会,仰泳也会,踩泳也会。这两种姿势一般学不到家。
黄:说明您这个人很聪明,学东西很快。
张:好多东西都是从小时候学的,风筝、游泳都是,要不我喜水如墨呢。那时候,我每年探次家,必到海河边去玩几次,下几次海河。一般海河到夏天最好,因为我六七岁就游,郊区的孩子吗。海河太宽了,中间有一条冷水线,一般人游不过去,十几岁的孩子游到那腿肚子都要转筋。只要游过一米多宽的冷水线,一般就能游到对岸。
黄:海河有多少米宽?
张:过去的海河比现在的海河宽三倍,上百米。我说的是下游。现在有组织的我去,不组织不去了,去年我们去了一趟海滨,我游的很远很远。但是,由于岁数比较大了,还是求保险了。怕腿肚子转筋。一定要活动开,跟大家一起去。
黄:春天喜欢放风筝,夏天喜欢游泳,没事跟人下下象棋。街头有些下棋的能下过他们吗?
张:跟他们下有输有赢。跟摆摊的也下过。跟他们下是不容易赢的,但我跟他们下必须规定个时间。一看这胖子还真不服输,该要钱的也不要了。凡是水中的东西我都有兴趣,因为从小跟它们打交道,特别是螃蟹。
黄:海河边长大的么?
张:对,特别是蟹我很有研究,我也爱吃,我从小就逮蟹,讲究手指头不能破,那才叫会逮了。上水里逮蟹有的都拿铁钩子勾。因为他手都破了,你逮它它夹你,那都不行,讲究不能破。那什么叫高手呢?以前都在水中逮,水中的好逮,用脚一踩别动了,一把下去就逮上来了。用手指夹住盖子。一点也夹不住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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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潍坊国际风筝节 |
它钻进窝里以后就不好弄了。你越往里伸手它越夹你。把手都夹破了。怎么叫会逮呢?进去以后,非常快地进去,如果你进去摸着肉乎乎的,你慢慢地出来,它不会反咬你,这是它的习性。蛇、鳝鱼他们不会认为你是侵犯它们的。而螃蟹就不一样了,它不管任何东西,都排斥。你一动它它就有反感了。温进必须得快出,当你摸着是硬壳的时候,你不要抓它,也抓不出来。你就在洞口把手张开等着它,螃蟹知道它没退路了,必定出来,这时你就很轻松地把它逮住了,并且不会被夹破。这是逮螃蟹的一绝。我不用钩子,用钩子逮的大腿也下去了,小腿也没了,光中间身子了。螃蟹有再生的能力,大腿掉了以后不久又长出来一个小的。我还会在水里抓鱼,也有一绝,混水摸鱼。你看那有冒泡的肯定有鱼,下去以后你往下踩,然后你手下去顺着动的方向走,先把水搅浑,慢慢地就抓上来了。在泥水里鱼想逃脱,但它找不着方向,鱼眼睛就有这个毛病。小时候爱抓水中物,到这个年岁下不了水了,研究吃水中物。这也算一种美食学吧,你看这个螃蟹一直吃到完就不用任何工具,吃螃蟹也是很有讲究的。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勇敢,这是鲁迅说的。但是会不会吃螃蟹的是什么感觉,会吃螃蟹要比第一次吃螃蟹还美,可以说世界上最难吃的是螃蟹。好多人在大雅之堂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笨怎么吃还都不会了。有的就会吃点肉,但肉又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上次我给你表演过,但没完全给你表演透。吃螃蟹一不得换手,二不用任何工具,只用牙咬舌撬丹田吸肉,把这肉都吃完了还不能弄脏桌子。并且连爪里的肉也吃完。这种兴趣我觉得好象把螃蟹征服的服服贴贴的,不但比勇敢,更重要是比机智和聪明,即吃出规律来,食出文化来。
黄:关于吃螃蟹、抓螃蟹、吃鱼,你可以写个散文,也可以放在长篇里,辽宁作家木青,我们一块在上海出版社写东西的时候,他鼓励我写长篇,因为我是第一次写。请教他,他就说,写长篇就是长藤结瓜。一条藤这结一个瓜,那结一个。不熟悉的生活就是藤一笔带过,熟悉的生活展开写,结一个大瓜。这样就调动你积累的素材。他说的有道理。抓
螃蟹你可以放在长篇里。我是第一次听说稳进快出抓螃蟹的方法。你还有什么爱好吗?
张:我从小爱唱歌,现在唱的还可以,说这个可有点意思了。我要是不当兵,很有可能就在文艺界了。因为我从小就演活报剧,唱歌,好象是天生的。
黄:您会试谱吗?音到什么调?
张:会试谱,高音中音之间这个调,我唱《敖包相会》《跑马溜溜的山上》那是很有感情的。我还可以把它改造一下,唱的时候把它幽默一下。我在部队时给他们唱讽刺歌、逗乐的歌,你看我的语言都很幽默,那个游记的语言都很幽默,我就爱唱这种歌,比如说理发歌,恐怕你都没听过,我唱一段你听听。“嘁哩哩哩……嚓,嘁哩哩哩……嚓,嘁哩哩哩……嚓。推子推,刀子刮,我帮团长来理发,嘿呦嘿呦来理发,嘿呦嘿呦来理发,小胡子刮的溜溜光,看上去好象十七八。嘁哩哩哩……嚓,嘁哩哩哩……嚓。”发理完了,意还未尽。
黄:你唱俄罗斯歌曲像《三套马车》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您的声音正好合适?
张:是,我最爱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草原之夜》,那唱起来,还有《敖包相会》蒙古歌,我唱的比较多,还有那个《跑马溜溜的山上》这些都行。
黄:我不会试谱但我能听出来一个人演唱的水平,我在音像公司干过。你跳舞呢?
张:舞是上军艺时学的,应该说跳的还可以。
黄:看起来您很胖,接受能力很强?
张:但在舞场上我是很灵活的,那叫“如鱼得水”,但是人要胖了以后跳一会就累了,我还跳快曲子,慢的还不愿意跳。特别是快四,蹦四都行。《骑马挎枪保边疆》那首歌多快呀,那是比快四还要快,我就可以跳。
黄:慢四快四都能跳,这我没想到。
张:两步那个是贴面舞了,那个没意思。跳舞时腰要挺直,但是有些累。好多人爱跟我跳舞,好多女同志都愿意跟我跳。像北京西城区工会主席副区级干部,跟市委党校同学搞联欢会跳舞,她跟我说,我跳了多少年,没有一个比你带的好。
黄:跳的好的能把女同志带起来?
张:是的,跳过去还得能倒回来,左转右转叫一般,跳前倒后叫不一般,前后左右才叫不一般不一般。这个舞有意思。有机会咱们玩玩。
黄:乐器您会什么?
张:乐器就很一般了,我会吹一点笛子。
黄:运动除了放风筝、游泳还会什么?
张:手榴弹,这个从小我就爱投。以前中学的时候篮球、足球我都玩,特别是跳马,一下子就翻过去了。
黄:您那时没那么胖吧?
张:没那么胖,身体还是很瘦的。
黄:说说您夫人怎么认识的,叫什么名字?
张:叫陈雅琴。应该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都是她的话。我原来在长春当兵的时候,她在一个糖厂当会计。我偶尔的,那时不是住院吗。认识独立一师的一个后勤政委,他当休委会的主任,我当学习委员,两人相处的不错,他是我的大红媒。那时坦率地讲,我初恋的还不是我现在的爱人,住208医院的时候,有一个小护士挺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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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反非正义战争英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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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我俩挺好。但是她有一条,必须经过她母亲同意才行。她母亲上海人,哪愿意呀。天津人根本不在老上海妇女的视野里,没同意。但这个女孩子还舍不得我,那时我已崭露头角了。我帮她们写材料,写的还挺好的。那时我正是向解放军报社调动的时候。我那时22岁已是小军官了,我长的不丑,也比较端正,眼不太大但眼皮是薄眼皮,偶尔还出现双眼皮,还有点才华初开。
黄:我看过您年轻时的照片,还是挺帅的。
张:现在胖了就蠢了。应该说是一种不得已的分手。那时还没订婚,我住院时她挺照顾我,连我的裤衩都给洗,她主动洗的。她比我小一岁,上海人,长的挺白的比较漂亮。这个有点感情,家里不同意,我说:看你的态度,她说:我同意,但实在做不了家里的主。那一段时间我还真有点惋惜。以后,我就出院了,报社没去成,领导对我都不错,说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说:和这个比一般超不过她,我还惦记着她呢。“谁呀”,我说:医院里的小护士。“护士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时只从门当户对上讲,而没从感情上讲。我这个人与人相交的时候都比较直,一般的能把我一碗水看到底。藏着的东西很少。除非太隐私的。我蹲点的那个指导员到医院去了一趟,我那时已在团里了,那女孩还哭呢,说“我也挺惦记着小张的”。但是我主不了我妈妈,没办法了。我一走,她妈妈就给她找了一个。我一看这个比我差好多,是她给我看照片的。我是非常重感情的人。如果是她自己不愿意了,我就不说这件事了。休委会主任没出院,我先出的院。出院以后他知道我和这个小护士不错,他还给她做过工作,做一次哭一次。又舍不得又做不了她母亲的主,那么一种心情,上海她还得回去。“要不让小张跟我们一起走吧,我跟我母亲说说。”我跟她走那不可能,那时我正在部队有所发展呢。当时那个年代,是事业重于爱情。其实这两者的科学含义,根本就没有搞清楚。但不管怎样,这是我生命中难忘的事。后来休委会主任对我说,我给你做个大红媒,给你介绍一个对象。我问是那里的,他说是糖厂的,糖厂的书记是他的战友。离长春有66公里,那个地点叫公主岭,来一趟吧。这个可能是有缘,赶车差点没赶上,车子已经起步了我才赶到车站。因为他突然通知我,要去见个人,他说告诉我时是因为他住在车站招待所离火车站挺近的,我就远了。赶紧跑过去,就这几分钟选择了她。一见面仔细一看她长得比那个小护士还漂亮,个头也好。可以说是公主岭上的一枝鲜花,但没插在牛粪上。我爱人以后总说我是海河农村鸡窝里飞出的一只土凤凰。那一年我正在搞“三支两军”。
黄:她是长春人吗?
张:她说起来很有点意思了,她是公主岭这一带的人,以后跟我随军到的长春。但她的父亲是宁河人,就是咱天津的宁河,她的母亲还是津南区的葛沽,跟我一个区。
黄:他们的祖籍是天津?
张:他们祖辈以前下关东过去的。那么一个家庭,她爸爸她妈妈的长辈过去的时候已经在天津出生了。我爱人是在东北生的。我岳父干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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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 |
错,他自己干了一个机米厂,她父亲这辈人也挺好,这一介绍,一看还行,处了半年,留下个照片,他爸爸妈妈一看,后来又听说是天津人,他们的老祖宗就是在天津,得到了父母亲的支持,我们两人同岁,她比我小三个月,周岁26了,也比较大了。她也跟我受了不少苦。因为我们搬了好几次家,搬一次家扔一些家具,搬一次家扔一些家具,最后转业的时候基本上没家具了。在炮院住的时候,那就基本上变成空房子了。
黄:以后她就随军了是吗?
张:对,随军了。
黄:从糖厂调到长春第一食品厂接着干会计。后来我上炮院来,她在一个厂当会计,当会计科长。应该说我们的婚姻是美满的。
黄:我看你二女儿像她。
张:是,大女儿性格什么的像我。我只有两个女儿,没儿子。以前还让我要第三个,现在真感觉闺女真是妈妈的小棉袄儿、爸爸的皮坎肩儿。她俩长得都很漂亮,一个如雪一个如冰,说明她们的父母给了好胎子。她们两个家庭也很美满,跟我们的关系都很好,俗话说的“一个女婿半个儿”在我们眼里是“一个女婿一个儿”,人就是双身角色坐标,都是XY交接坐标点。
黄:一般的女儿跟父亲都比较亲,现在两个女儿有跟您一块过的吗?
张:都没跟我一起过,大女儿跟了她的一个同学,北航毕业的研究生部的,两个人在图书馆认识的,都在看计算机的书。那时我还在军艺上学呢,一家子两个人上学,我爱人还是很支持的。
黄:您在军艺上学应该是带薪的吧?
张:带薪。但是家里的生活费太大了,另外我也爱惹惹(爱热闹)。我转业的时候,打算回长春,为什么来天津了呢,就乎孩子,我是天津的我愿意回来。孩子呢北京找的对象,我当时在宣化,如果回长春不方便。天津北京挺近的。
黄:天津比长春也好的多,她家姐妹几个?
张:五朵金花,她是老大,还有三个弟弟,共八个孩子。我爱人有个特点,这人也挺直的,属暖水瓶的,外边冷里边热,刀子嘴豆腐心。她疼你还是真疼你,但有时发起脾气来还真收拾不了局面,干脆腿肚子贴邮票门一开飞了。她着急的时候词儿多极啦,所以我在这个关键时刻虚心记录她平时的好词好语言,记录老多了,都成册了。这不去年过春节的时候,叫大丫头、二丫头整理出来给打印了。叫《陈雅琴妙语集》。结果她不同意写她的大名,大女儿变通了一下,把陈雅琴几个字给删了,变成×××。如:有时我着急拉达脸时,她就指着我的脸说:“你看你那个熊样儿,你看你的脸,气死画家、难死木匠。”她的一些语言在我《问号背后的秘密》里在《命运》里在不少文章里都用过。她的语言是东北几代人积累下的好东西,俏皮话挺多,比如形容朝鲜族的服装叫:“上边艰苦朴素的小坎肩儿,下边奢侈浪费的大裤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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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访欧期间,与奥地利文化部高级官员卡明斯基互赠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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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在外边吃饭,她说:“你在外边鸡鸭鱼肉,我在家里白菜土豆。”我要是喝了酒回到家敲门,她在屋里说:“对不起,您敲错门了,这不是旅馆”。
黄:现在她还工作吗,调到天津以后干什么?
张:现在退休了。到天津以后到一个厂子当会计。她得了胆结石,把胆给切除了。可能,没胆的人胆更大。
黄:现在在家里带小孙子吗?
张:去北京看看外孙女,她三个地方跑,北京大女儿那、长春父母那、还有天津家,每年三一三十一,不多不少,都33.3%。
黄:二女儿不也结婚了吗?
张:结婚了,住的离我很近。我工作起来基本不着家,也没有时间陪着老伴上街逛逛商店什么的,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的工作成就、创作上的成就是跟她们分不开的。她们是我的第一读者,经常给我纠正错别字,提点建设性好意见什么的。她们都是在东北生的,东北语言文学悟得特别好,我岳母就能看《红楼梦》,八十几岁的老太婆了。还如此热爱文学我真佩服!我爱人爱看古书,爱看古装戏,爱看小姐丫环的电影电视,每天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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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思百万字长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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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机亲密无间,嫁给了电视机。你别看她是个中专生,看的书看的戏比我多的太多了。她也是贤妻良母佳姥姥。
黄:一个稳定的家庭,对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张:太对了。乱是事业的材料,稳是事业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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