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自述

　　　　　　　　　　　　　　　　　　　　　　　　　　　　—— 黄 尧

　　我出生在云南昆明，命中"缺土"，取名"尧"。繁体字的"尧"有三个土字垒在一起，是山的样子。云南多山，是一个完整的山的世界。雪山伟傲，台山苍茫，还有整座都是大理石的山。许多按行政区划来定名的地方，99%都是山地，阿佤山的西盟就是这样。山间小小的"坝子"是山的装饰，好比裙裾，拖曳出山的峻秀或壮美。有山必有水，云南的澜沧江、金沙江、怒江横行竖走，切出了立山断峡，枭鸣聚雨，虎哮生风，于是有了云蒸霞蔚，七彩映空。

融入大山

　　1969年，知青下乡，我却因"文革"罗织罪名被关禁，后来我"逃亡"至德宏景颇族山区--三台山。有七个我的伙伴，都因类似情形被"充军发配"在此，我们成了一个特殊的"集体户"，山外统称为"七条半好汉"--那"半条"是我们当中惟一的女孩。对收容我的大山，我心存崇敬和感激。我们过着"小共产主义式"的生活，白天"战天斗地"，夜晚燃灯苦读。那里极贫，野菜半年粮，一入春荒，我们就同群众一起到山里去"找吃"，树果、蕨根、芭蕉，甚至蚂蚁都用以充饥。我们拼命推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又不得不延续其文化传统，这既成了我们的困惑，也造就了我们的文化基底。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了知名的学者、教授。艺术家，而我走了一条稍稍不同的道路。

　　因为景颇山区文化知识的奇缺，一年后，我被调往公社协助工作，于是我走遍了这里八百里山场的山山水水。我为自己打制了一把景颇长刀，我骑在河石上，整整磨了一百天，直到宝光可鉴，刀尖挑起了太阳。景颇姑娘为我系上红刀缨，景颇汉子为我配上棕丝刀箍和楠木刀鞘。我用这把刀在祭礼上砍下了牛头，从那一刻起，我完全融入了这个民族。

“奇诡”之作

　　我想我也许不会离开这里了，它的一切都特别适合我，它是我的适存天地。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要做一个作家，只觉得我的山美丽而贫困，群众生存始终是一种"原动力"，谁也不可能谋算一条属于"自己"的出路。也有一些稍稍闲散的时候，我就请一位佛爷给我讲"贝叶经"，那是智慧的涌泉，大化的精灵，我无意之中作了辑录，竟集成了10万余字。1971年9月，我因"文革"的旧"文字罪"案底，被再次押解回昆，那本"贝叶经"辑录也因此遗失。后来我涉足文学创作，想起来才殊觉痛惜。次年5月，我被解除关禁，遣往一个工厂监督劳动，直到"文革"结束。我在工厂也有特殊境遇，人家不相信有这样的"反革命"。但10年了，迟来的"平反"对我毫无意义。那时，"伤痕文学"骤起，我却已然怨恶"文字"的功用，况且我的"伤痕"不在"文学"。

　　1980年，我的一个小学老师也解除劳改归来，在辗转流徙中，她竟然珍藏着我的小学"作文"，那是些幼稚的童话式作品。她说，你要写。如悬剑在首，我开始写小说--我寻觅生命的阳光，而它在我的山地，我的河边。第一篇小说《蛮牛的新寨》，写的是我们迁寨的事，发表了，受到关注。又写了许多景颇山的事，评论界说"奇诡"。从此，我似乎注定是一个"非主流"作家。我的到来使文学界奇怪，我没有"处女作"，我的文学的滥觞混杂血濡，早湮没在动荡的泥石里。我想起，离开三台山时，我的公社书记，一个景颇人对押解我的人说，他是我们的人，得按我们景颇人"出门"的规矩办，于是筹酒杀牛，一醉方休。我望着"囚车"外哗哗划过的山水，我说，10年，至多10年我就要回来。我果真在10年之后--1981年，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回到了我的"故乡"。

谙熟“密码”

　　在此后的10年里，我每年都回三台山。"回城"之初，我恍然觉得跌进了一个断层的干燥的底部，似乎需要时时去续上一些水分营养。后来渐渐稀了，部分原因是我的同辈弟兄死得差不多了，疯长起来的晚辈则有些疏离。有时去了，看到谁谁谁死了，谁谁谁受穷，便触发伤感，一醉数日。下山，新开台地破了老路，山也不认我了，倒在芭蕉树下就睡。同去的人不愿陪我去吃"糟饭"，说"从未见他这形状"，我谁都不怨，谁解个中滋味?
我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荒火》、《死湾》等著作，大多写景颇山里的事和人。我常游思如缕不绝：我不是非写小说不可，我在山里同乡亲混活的爽适，绝然比我"爬格子"更像我。写作，似乎是为市利驱使的自虐的苦役。

　　1985年，一个文学前辈说，谁去写写泸沽湖边的摩梭人的母系社会?我说我去。朋友说，你敢去么？原因是那里还很不开放，不欢迎谁去写。我自信我有介入一个陌生民族的能力--我谙熟这"密码"，我的民族弟兄教会了我，我能还"丑"为"美"。没有一个民族是不美的。路断了，我追随马帮走了4天，走进了神奇的泸沽湖，走遍了那里的峡谷和雪山。后来，我完成了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女山》。

　　继后，我出版了文化专著《生命的原义》，我笃信有一种对生命的"原本"意义的诠释，储藏在这些大山大江中，形成于那些不熄的火塘、沉默的碧湖、高峻的雪山、绚丽的服饰、豪放的歌喉。

　　1997年，我深入西盟阿佤山，历时一年，完成长篇纪实《世纪木鼓》，这是一部佤族百年史的文学抒写。

　　评论界似乎在一个问题上尤加关注：我的写作没有"民族(心理)隔阂"，不是由"外部"、"居高临下"去关照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而是从一个民族的"内部"去揭示它的存在。

　　这显然是过誉了．但作家的"族属关系"的提示令我吃惊，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别"-民蔟，我"混同"得很久了。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写他们，如同议论家事。我也不大趋同"主流论"，中华文化与生俱来就具"多民族"品质，远古就是如此，有多民族文化的汇流，才有五千年滔滔不绝的灿烂的中华文明。

世纪“留言”

　　去年我完成了长篇小说《岁月无序》，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从哲学上讲，事物的演化，真理的揭示全仰赖"有序"，它是多么地有力。我写的是"无序"，无序也很有力．写我的山，稍有有不同的是也写"山的我"，我的生活，当然仍只是小说。

　　我在文学这条路上走走停停。

　　至今，我有包括两部长篇、两个小说集、两部专著、一个报告文学集在内的7部书出版。自1994年起，涉猎电视剧创作，有9部电视剧播出，其中，《老师》。《寻呼妈妈》、《月落女儿湖》等3部作品连续三届获"飞天奖"；并有两部获两届"骏马奖"；1999年，长篇纪实文学《世纪木鼓》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及"国家图书奖"；连同以往其他文学类奖项，共获13项(次)国家级奖励。

　　我曾到企业去兼职，为的是学学经济，"透透气"，我仍将都市当"山"来走，当"水"来行。我按生命的暗示去决定行止，毫无办法。

　　去年10月，我重返泸沽湖，洛水村的摩梭老乡说："你的功劳立大了呀！"他们曾是我的小说中的人物，后来又是我的电视剧的演员，有一场高潮戏，全村人打着火把出动，抵得一个节日。现在泸沽湖边的旅游发展起来了，按他们的说法也得益于宣传。一个赶马的小伙子告诉我，有个吸收了外族、引起纷争的母系大家庭看了《月落女儿湖》，就融洽和美起来了；又有一个外乡人在湖边得到了救助，送了一面大锦旗给摩梭人家，就写上"月落女儿湖"几个字。文学作品引发出一串真戏，我却未必敢信。但无论是艺术还是生活，在"无形"中都是我和"我们"共同拥有的，这是我心底长久的愿望。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附：这就是黄尧

附：尊重自己的生命感受（袁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