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诗歌一群1980年代校园诗人的重聚或告别
1.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偶像我们的诗
一切似乎还没有开始，便不明不白地结束了。
一个夭折的时代怎样回首？一首夭折的诗歌如何重温？不明智的我，作为一个属于八十年代的过去式的诗人，却在十多年后，重新召集起那属于记忆的一群，向我们的青春与诗歌告别。
现在恐怕已经难以想象，80年代中期的中学生诗歌爱好者大约有一千多万人。在1986年，中国最具青春偶像效应的评选还不是“十大劲歌”，也不是“校园风采”之类的大赛，而是中学生校园诗报社评选出的首届“中国十大中学生校园诗人”，评选以该报在全国中学生诗歌爱好者民意测验活动中的选票作为惟一依据。按得票多少，这十大诗人依次是：姜红伟（黑龙江）、江熙（福建）、马萧萧（湖南）、南岛（江苏）、郝建荣（江苏）、叶宁（江苏）、李作明（辽宁）、周兴顺（山东）、陈亚军（辽宁）、朱浩（上海）。当年这些诗歌少年虽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学校园，却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在他们即将告别青春期的同时，他们的国家也正在告别过去。
然而他们浪漫的青春期实在太短。思想解放的一声炮响，带来了市场经济的时代，于是这群少不更事的孩子，在商业的硝烟战火中，还没来的及相互道别，就被来势汹涌的商业主义大潮卷走。告别了精神导师们的指引，他们需要自己去弄清生活的真相。他们如此年轻，看起来，他们确实非常轻盈地越过了他们的国家最艰难的社会转型期。
2.我和南岛把他们叫醒
2002年9月15日，我和崔健来到深圳，在根据地酒吧和南岛再次不期而遇。
这是十几年来和南岛上百次的书信、电话来往之外的第二次见面。4年前第一次在广州遇见他时，他已是广州著名的流浪记者群体的代表人物，没想到这次又相会在深圳。在喧嚣的摇滚乐的音乐伴奏下，我们交流彼此一北一南的生活，话题也自然而然地扯到其他诗歌兄弟的近况上，每个人的生活在这十几年中都发生了巨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
我们又聊起其他人的境遇，那一刻，我们又回到了80年代的诗歌往事之中。我们像两个日落时刻的老人，像两个失散多年的倾诉狂。我们觉得有必要以某种形式把中断的记忆重新续起来，一本书，或者一个聚会。
于是，说干就干，我和南岛当即溜出酒吧，冒着大雨去打电话。我们打通了尽可能打通的电话。在或清晰或含糊的电话中，我们开始滚雪球似地寻找一个个遥远的甚至已经陌生了的名字。
在这个午夜，因为诗歌，我们惊醒了不少已经习惯正常生活的、早就进入梦乡、曾经在少年时代与诗相拥的人们，那些人后来对我们说放下电话就再也睡不着了。
3.我和诗歌兄弟们
之所以选择南京做为我们十多年后的聚会地，仍是因为此地不仅在南北方的中间地带，当年更是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的主战场。
《春笋报》是当年最受中学生诗歌爱好者欢迎的报纸，编辑杨刚培养出了叶宁、南岛、葛亚平等众多江苏籍校园诗人。
除了《春笋报》，当时还有两份由中学生自己创办的铅印诗报，也在当时拥有广泛的影响。一份是《青少年诗报》，马萧萧创办。一份是《中学生校园诗报》，当时我也是编委之一。
《青少年诗报》后来由曾冬接手，又办了好几年，1992年还曾出过我的一期个人诗歌专号《江熙和他的摇滚诗歌》。马萧萧退出诗坛后，主要兴趣在于收集各种石头上，这两年他又开始写诗，试图用诗歌的方式给每个地方写一首诗，其偏安西北却窥视中原的文化野心昭然若揭。我对他说，如果他这事干完了，我们结伴去给各地送书。
这些校园诗人中，我最初见到的是当时在浙江丽水的夏季风，是1990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时，由另外一位女校园诗人苏婷（现在瑞士）介绍认识的，他当时留着胡子，不太爱说话。我们三人还一起去圆明园玩，他那时就很关注当代小说的写作，后来成为浙江小说界的一颗值得期待的新星。他还和我、欧宁一样，从小就对平面设计有天然的兴趣。如今在写小说之余，为不少出版社设计封面、版式。
我在福建时，没事便去厦门大学找雷霆。他是来自河南的小才子，由于在中学时代出色的诗歌写作和很高的刊登率而被保送到大学，他在学校非常活跃，是厦大当仁不让的文学社社长，和我一样热爱摇滚。我那时常住在他的宿舍，聊到天亮。他的书桌底下堆满了邱华栋的第一本小说集《不要惊醒死者》，那是邱华栋委托他卖的，但雷霆逢人就送一本，嘴里还用含混的河南话说：“这卖给谁呀。”他和我说了许多葛亚平在厦门的故事，因此当我去南京大学上学时，和葛亚平简直一见如故。
那时葛亚平在南京夫子庙刚刚开画廊，叶宁那时则在南京一个派出所工作，他特地骑了一部比自己的身材小一半的摩托车来南大找我。
在临近聚会的9月28日，我在广州参加中国首届艺术三年展，开幕式上看见葛亚平、左靖朝我走来，原来此次活动全由葛亚平投资。人生真是充满太多偶然的必然。
我还专程去徐州看过郁舟，他高大的身躯在黄昏中的徐州旧城区穿行，在他不大的房间里我还见到了他同样文静的妻子，那时她已经怀孕，郁舟流露出即将做父亲的快乐，他那时的眼神就像他那本著名诗集的名字《生命中最温柔的部分》，让我特别感动。后来他的生活遇见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的孩子在两岁时由于吃果冻堵住了气管而离开了他的父母。那是郁舟一生最悲痛的时刻。
在北京，则常常见到的是邱华栋和洪烛，和欧宁则总是在上海衡山路酒吧和北京三里屯酒吧不期而遇，他的朋友和我的朋友通常是一堆共同的人。
4.南京的自嘲
崔健和我在各地举办的支持“真唱运动”活动，也都是由这些朋友们负责在当地接洽筹办，以至于崔健都惊讶于这些当年校园诗人的能量。
在南京的聚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对自己走过的那个时代进行了自嘲式的消解。60年代末出生的这一拨人，可以简称为“68一代”，他们最独特的文化特征在于，：他们之中没有出现一个代言人性质的人物，他们各行其是，谁也不代表谁，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呈现多元化发展的一代人。
毫无疑问，“68一代”在社会转型中最快地成为了中国市场经济最年轻的赞美者和如鱼得水的既得利益者。在他们看来，最好的都已经死去；那些今天仍在以诗歌的名义四处蒙人乞怜、招摇苟且的人，是一些对现实无关痛痒、早已被世界抛弃而不自知的冷血植物；在商业越来越充满诗意的今天，那些充满朝气和愉快的回忆都发生在阳光灿烂的高速公路上。
对于“68一代”而言，和诗歌相遇，也许是一种偶然，是成长时代固有的年少轻愁，莫名其妙的风花雪月里，混合着来历不明的血雨腥风。那真的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吗，四周真的都充满才思和风情吗？也许这样的理想境界仅仅源于想象，在想像中，青春光彩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