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会“修理”自己的女人
访加拿大多伦多中国笔会副会长、华人女作家张翎
“修理”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意思是：使损坏的东西恢复原来的形状或作用，“修理”一词所修饰的宾语通常是指没有生命的物体，如“修理汽车，修理电冰箱，修理皮鞋等等”。但是如果把“修理”一词的宾语换成是人，则这里边多少就带有了一些贬义。我们经常在与别人发生冲突时说：“这人有毛病，修理修理他”。其实这里“修理”的意思是要打对方，与对方干仗。通常的情况下，所要修理的都是别人，我至今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位人士主动要“修理修理”自己的，更没有听说过有谁知道如何“修理”自己。
最近我在出访加拿大时，有幸与加拿大华裔作家、多伦多中国笔会的副会长张翎女士相识，在自我介绍的过程中，她竟将自己比喻成为知道怎么“修理”自己的人。我看不出张翎女士有什么“毛病”，她人长得漂亮，行为举止落落大方，讲话的分寸都把握得非常得体。也许这正是她会“修理”自己的缘故吧，正是她知道如何“修理”自己才把自己“修理”得如此恰到好处。
张翎女士是浙江温州人，做过小学老师，当过工人，后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1988年留学加拿大，先后获得加拿大卡尔加利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目前在一家医院主管听力康复诊所。出于对文学的爱好，当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多伦多的时候，张翎特意放下手头的工作，为我们担当起了义务导游。
张翎的文学生涯始于80年代，先后在《收获》,《十月》,《钟山》,《上海文学》，《清明》，《东海》,《福建文学》以及《明报》和《世界日报》等国内外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长篇小说《交错的彼岸》、《望月》；中篇小说《花事了》、《江南篇》、《寻》、《丁香街》、《梦里不知身是客》；短篇小说《警探理查逊》、《团圆》、《盲约》、《女人四十》、《遭遇撒米娜》以及大量的散文和译作。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从国内来到陌生的土地上的女人，通过自己的一番搏杀，不但获取了英美文学和听力康复学双硕士的学位，不但在加拿大站稳了脚跟，还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不断地“修理”自己，将自己“修理”得终成正果，成为2001年北美华裔作家十二杰之一。
当我问她为什么要把自己说成是“会修理自己的人”时，她笑了，说其实“修理”自己只是一句玩笑。当然一个人应当不断地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这种不断地改变自我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修理”自己的过程，完善自己的过程。记得中国古书《礼记·大学》中曾说：“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当然“修身”与“修理”在字面上是有区别的。我想张翎在这里所戏说的“修理”自己恐怕或多或少有“修身”的意义在里边。她玩笑中的“修理”自己恐怕也是她的“修身哲学”。
就有关“修理”自己的话题，她告诉我，不久前她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小说的题目就是《修理自己》。小说讲的是她到加拿大后，为了“修理”自己的近视眼，矫正自己的视力，如何成功地逃避开加拿大高额医疗费用的沉重负担而摘掉了近视眼镜的经历。80年代国内刚刚开始做准分子激光角膜切削术，我们俗称激光近视矫正手术，英文的名称是PRK，当时的手术费用非常低，矫正一只眼睛的费用仅需要人民币几百元，当然现在在国内做这样的手术怎么也得花两、三千元。张翎告诉我，当时在加拿大用几百元人民币的费用根本做不了这样的手术。为了“修理”自己，张翎借回国的机会，以较低的价格“修理”了自己，做了激光近视矫正手术，成功地摘掉了戴了多年的眼镜。这样算下来，手术费用连同中国与加拿大的往返国际机票，比在加拿大做同样的手术要便宜得多。此外她还用相同的方法“修理”了她的牙齿，她对此特得意，逢人便说她是真正懂得如何“修理”自己的人。
在陪同我们游览多伦多市容期间，她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在加拿大学习和生活的一些经历。她说，在海外漂泊了15年，在别人的眼里，自己是成功的，不仅拿到了双学位，拥有了温馨的家庭，还有着收入不菲的工作。但内心总感到缺了一点什么，也不知是怎么搞的，也许是缺少了一些国内的熙熙攘攘吧。她在加拿大走过很多地方，由于地广人稀，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天永远是蓝蓝的，即便在加拿大的大城市里，也没有那种灰蒙蒙的感觉。她告诉我，有一次，她开车来到加拿大的乡村，将车停下，摇下车窗上的玻璃，静静地在旷野中一个人长时间地望着蔚蓝色的天空，不知不觉中竟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从她的言谈话语中，我看的出张翎是一位性情中人，生活中的点滴色彩、生活中的琐碎平凡都能使她获得一种联想的感动，也许这就是作家与普通人的区别。作为在海外漂泊了多年的张翎，同时又作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恐怕触动了她心灵的正是她创作小说的原动力——根的情节，根的色彩。蓝蓝天空的那一头不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吗？
我曾问过张翎，：“你是英美文学的硕士，又长期担任英文翻译，凭借你的英文功底，为什么不用英文进行文学创作？”她的回答是：“我想写的都是和故乡紧密相连的故事，只有用中文写作才能获得灵感，才能充分表达我的感情，也只有用中国的文字才能读懂我内心的世界。”张翎女士的这番话正好印证了一位中国学者对汉字所下的论断：“汉字，是中国的标记、徽章，炎黄子孙不论漂泊到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只要一见到汉字，一见到这方正庄严的标记，一见到这会表达情感极具人文气质的徽章，谁人不起故园情？谁人不低头思故乡？”我想可能也是这种根的情节使她能够在远离故乡的地方，禁不住远离喧哗的寂寞，在15年的时间里用汉字堆砌起如此多的文学作品的缘故。
张翎眼中的故乡是她儿时的记忆。她曾这样说道：“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有一汪水。那一汪水，也不清，也不蓝，却在灰和黄中间浑沌着。水面上终年行驶着机帆船，
船尾有泥砂和菜叶翻滚涌动着。对岸有两棵百年老树，一棵是樟，一棵是榕，遮天蔽日地交缠着，任世人做着些关于爱恨恩怨的猜测。那汪水，叫瓯江，在我的故乡浙江温州境内。如今世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温州也不例外。然而永远不变的却是童年的记忆。许多个秋日里，我坐在多伦多女皇码头看着安大略湖水在风里悠悠静静地颤着，心里思念着的却是瓯江边上喧哗的乡音。”我想读过张翎这番表白的人，恐怕就会理解为什么当她望着蓝蓝的天空时会潸然泪下。
张翎在多伦多将一本刊载了她中篇小说《花事了》的杂志送给了我，临别，还让我读后多提意见。由于以会“修理自己”自居的张翎女士在短短的接触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就利用坐火车回渥太华路上的空闲时间一口气将小说读完。
小说写的是发生在张翎故乡的事情，小说通过描写旧时温州城内两家做百货生意的商行的家族史，展现了两家三代人近百年的情感纠葛。旧时温州城内有两家百货商行，由于政局的动荡，加上相互间的竞争，两家人在生意场上都感到了力不从心。为了渡过难关，两家决定通过联姻把商行合并成一家，通过垄断经营把生意做大做强。由于这场婚姻牵扯到两个家族的经济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婚姻就成为了一种交易，而牵扯进这场婚姻中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成为了这场交易的牺牲品。小说《花事了》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铺垫下让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文家公子文暄与花家大小姐吟月和二小姐吟云，演绎了一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张翎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一百年，社会大潮的大起大落将每一位生活在其中的人物或推向了巅峰或抛进了深渊。几十年后当年逾古稀的台北文氏企业董事长文暄从台湾回到温州，回到自己的故乡，推开自家院落的大门，看到院子当中坐着的吟月时，不禁走到跟前跪在了青砖地上，随后又背起身边的这个女人一路走一路擦脸地爬上楼去，不知擦的是汗还是泪。张翎在这里没有进行更多地渲染，然而，仅仅就是那一跪，便让人感到了强烈的震撼，感到了自己的心在颤抖。也许正是这一跪让我品味出作家张翎对故乡、对温州、对自己的根的无限眷恋。
作家莫言在读了张翎的作品后说：“作家用写作在寻找自己的根，或者说她（张翎）把写作当作了回归故乡和进入故乡历史之旅。不敢说书中的女主人公身上有作者的影子，但作者起码是调动了许多的亲身经验塑造了自己的主人公。我想起码是在她创作这部小说的日子里，她的身体生活在加拿大，她的精神却漫游在她的故乡温州和温州的历史里。”
读了张翎的作品，我似乎有了一种感悟，世界在变，中国在变，温州也在变，为了生存，一个人是应当不断地“修理”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张翎从温州一路走到了加拿大，她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她不善于“修理”自己的话，恐怕她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但是从她的谈吐，从她的作品中，我也感到有些东西是她不会去“修理”的，那就是她对故乡的眷恋，对故乡的一往情深，因为这是维系她文学生命的根。我到过新疆的达坂城，那里常年刮着小则五、六级，大则七、八级的大风，为了适应那里的环境，达坂城周围所有树的树杈都歪向了一边，当然这是外部环境“修理”的结果，它们承受了这种修理，顺应了这种“修理”，因此存活了下来。但是如果设想一下我们把这些树都挖出来，去“修理”它们的根的话，恐怕生命之树将就此枯竭。
张翎懂得该如何“修理”自己，她“修理”自己的眼睛，“修理”自己的牙齿，“修理”自己以适应移居加拿大后变化了的环境。但她拒绝“修理”自己的根，拒绝在文学创作中摈弃与自己的根紧密相连的方块字。当我在她的小说里读到，文暄在自己的发妻面前跪下时，我立刻想到了诗人雁翼的一句诗：“我双腿跪下，双手按地，并不是为了致哀，仅仅是为着接通五千年的血脉。”张翎正是用小说主人公对发妻的一跪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对故乡的无限眷恋之情。
回国后我收到了张翎发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告诉我她又要回国了，她说她的这次目的不是来“修理”自己，而是到上海去参加一次文学会议，去亲近曾经哺育自己成长的祖国，去亲近自己文化的根。
钮保国
二○○二年十一月一日凌晨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