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书拜读过了。你说当年读过拙作《水下阳光》①，至今仍留有美好的印象。一本出版多年的书，你还记得，自然使人欣慰。不过谈不出什么创作经验，有点甘苦也不一定适合别人。鲁迅先生不赞成小说做法之类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你说拙作有新的独特的发现，不仅写了部队内部矛盾，而且写了战争时期才会发生的事情 —如潜艇受伤沉入海底 —使各种人物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很自然地表现了他们的思想品格和技术水平。于萌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他说：“《水下阳光》在描写部队生活方面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它的富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和新颖的题材，都不能不使我们感到莫大的兴趣。”（1965年第三期《文学评论》）与你所说似乎是一个意思吧。
　　的确如你所说，这部小说出版之前，我国没有人写过潜艇题材的作品。新的题材就要新的探索。十八世纪，英国有个水手被遗弃在一个荒岛上，孤身呆了四年。有两位作家根据他的经历写成文学作品，因作者只表达了水手的求生欲望，没有发生什么影响。而笛福采用同一题材，创作了《鲁滨逊飘流记》，着力塑造了水手在险境中劳动、奋进、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进取精神，给读者以鼓舞，而成为一部杰作。
　　潜艇部队的生活固然新颖，但如写得平庸，也不会收到好的效果。
　　五十年代初，我发表过一些反映海军题材的短篇小说和诗歌，往往注意写人物的英雄行为而较少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敢触及部队内部矛盾。结构《水下阳光》时，我决心突破，从生活出发，真实地描绘现实。
　　我曾两次参加工作组到潜艇部队调查研究。第一次下潜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在风浪中颠簸的艇身，一旦潜入水下，立即平稳了。但是活动的空间只限于艇内，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离开来，除了艇长利用潜望镜观察海面，其他艇员什么也看不到。我有点惊奇。平素生龙活虎的艇员们，此时盯着仪表，神情专注而严峻。连续多少个小时坚守战位，忘记了饥渴，忘记了疲劳。他们不象塞班岛上的游客，可以透过“玛丽亚”号潜水游艇的玻璃窗欣赏海底景色，而是带着敌情在训练、巡逻。艇长和政委一面进行严格检查，一面鼓励关怀着部属。我觉得一艘潜艇不仅是一个战斗集体,也是一个温馨的家，一个长知识出人才的学校和熔炉。
　　包括部门长在内，艇员们都很年轻，不论来自农村或城市，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他们脸上生着柔软的绒毛，有时还带点稚气，但他们都有理想，守纪律，肩负重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保养机械浑身油污，风浪大时吐得头昏脑胀。艇内十分狭窄，转个身都费劲，不是碰了头就是伤了脚。而艇员们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服役，至少五年。只这一点就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热爱祖国，保卫海防，在这里不是挂在口头上或写在书面上，而是体现在行动中。
　　当时我已三十岁，但与艇员们同吃同住很处得来，交了不少朋友。有些艇员很乐意向我交心，使我了解了不少思想动态的信息。表面上看，大家身着同样的军服，其实性格各异，思想境界也有差距。这个温馨的家，成员之间也并非一团和气，而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艇的干部经常要化解龃龉，调解芥蒂，有表彰也有批评。处久了，我深深爱上了这些艇员，回到机关仍经常怀念他们，并产生了表现他们的创作冲动。战争年代我随连队行军作战时就多次惋惜，当初分配到机关工作，我实在喜欢生活在基层、连队、舰艇！
　　无论如何我要表现他们，表现他们的智慧、勇敢和真诚无私的奉献精神。应尊重生活，如果回避矛盾和粉饰现实，就难以塑造出真实的令人可亲可敬的艺术形象。所以我写了军政之间的矛盾，上下级之间的矛盾。这点可能就是你指的独特的发现吧？当时的创作环境不象现在这样宽松，作品写出后，层层审查、把关，拖了很多时间才出版。先是《人民海军》、《河北文学》和《天津晚报》相继选载，而后《文艺报》、《文学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月报》、《北京晚报》等报刊都发表文章肯定和赞扬。“八一”厂拟改编为电影剧本（因“文革”开始而作罢），读者写来不少热情洋溢的信。当时影响是较为广泛的。你说很欣赏书中一些诗情画意的描写。认为“内容提要”的评语：“作品题材新颖，以抒情的笔触，描绘了丰富多彩的潜艇生活，同时也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优美宁静、奇丽壮观的海洋景色，读来引人入胜。”是恰如其分的。评论家都写到了这点。如凌紫先生的文章指出：“《水下阳光》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潜艇生活的小说，它所展示的生活景色是读者过去很少见到的，因而倍觉新鲜奇丽。写大海的壮观，常常令人胸怀壮阔，深为向往，因为其中渗透着作者的革命豪情。”（1965年月3日《光明日报》）。
　　读者也有同感。山东有位小学教师写信说，他很喜欢“鱼雨”、蔡兴妹救人等文字。他说解放军舍身救人的壮举屡见不鲜，但容易写得雷同。蔡兴妹救人后，作者以潜水医生苗真的视角写道：“那位水员已经走远了，在花丛和柳林中，只隐约看得见他的披肩和飘带。她想，真正美好的春天，并不在桃、梨树的花朵或摇曳的柳条上，而是在这个水兵的蓝色披肩上，黑色飘带上，在他的心里。”没用多少赞美词藻，但掩卷凝思，情景交融，颇有诗意，而且感人。
　　对于评论界和读者的鼓励，非常感谢。但我很平静，自知缺乏创作长篇的经验，并没有达到自己所追求的境界。一次，我随军舰出航，有位水兵有点腼腆地对我说：“我是山里人，从来不知海是啥样子；就是看了你的《水下阳光》，迷上了海，迷上了海军……”海军报的负责人魏艾民同志，也曾遇到过同样的事，有人曾对他说，就是读了拙作，才参加海军的。听到这话，我的心动了，发烫了，我不只感到欣慰，还意识到作家的责任！……
　　不多赘叙了，容后再谈。

①《水下阳光》，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4月出版，海潮出版社1997年9月重版。


　　　　　　　　　　　　　　　　　翠微堂书简（二）

　　大札收到，迟复为歉。你拟为作家撰写传记，这很有意义。但我成就不大，不必费心把我列入你的计划。对阁下所提的其他问题，一一敬复。
　　关于书斋。历代许多学者名流有自己的书斋，而且有不少掌故，但我没有，所以无法向你描述。
　　我从事文学创作是偶然的。1947年，我在渤海军区耀南剧团工作时，根据自己参加土改的感受写了一首数百行的长诗《一面牆》，从此开始为剧团撰写上演节目，后来也写诗和小说。当时环境艰苦，经常行军、露宿，常在瓜棚里、秫秸垛边或背包上写东西。剧作家虞棘同志创造出“背包文学”，是形象准确的。解放后，环境安定了，但仍没有条件布置书房。文学界的朋友，大都是临时找个招待单位或借个去处写作。我因坐班，只能坚持业余创作。　　中午，办公室里有人玩扑克，走象棋，我概不参加；晚上回家，稍安静点，这都是可利用的时间。
　　等孩子们长大了，各自成家，我才有了一间书房。有时给朋友写字，随手署上“翠微堂”，没有什么深意，因住翠微路罢了。
　　现在全家住四间房子，其中一间属于我，虽无“絲竹乱耳”，却是“案牍劳形”；朋友多，电话铃声频传，仍不是什么安宁的书斋也。不过，周围环境尚好，房前房后都是花卉树木，绿草如茵，闲时散散步，颇为惬意。从事写作的人，希望有个安适的书斋并不过分。但现实往往不能使人满意，这就要豁达一点了。《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利与她胞姊夏绿蒂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随身携纸笔写作；女词人李清照与丈夫则利用饮茶时研究学问。穷困潦倒的曹雪芹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看来，没有安静舒适的书斋对创作或许并无大碍。倒是住豪华饭店侃文学的做法不足为训。
　　关于读书和创作。我的藏书少而且杂。几次搬迁丢掉一些。如今年事已高，逛书市少了，仅剩几橱书而已。每天读书是多年的习惯。书是知识的源泉，是不可或缺的营养品。前人说：“有奇书读胜看花”；“恨无十年暇，尽读奇书。”当然不只读，还要实践，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从无字句处读书”。古人宣扬“学富五车”，太史公主张“读万卷书”，他们都深知读书的重要。我先后在小学、私塾和中学，总共读过十多年书，没有受过严格系统地教育，没有经过什么名师“指点”。有点知识全是靠读书获得的。我在北京市委党校学过哲学，还读过一点美学，至于政治、历史、文学、科技，虽有所涉猎，但很不系统。我的习惯是，一般书泛泛而读，重要的则化力气细读。鲁迅先生说，倘若看文艺作品，可先看名家的选本，再看其专集，然后从文学史上了解他的位置。我曾试过这个方法。如读托尔斯泰，把他的《复活》、《安娜·克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主要著作全部读完；读雨果，则把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海上劳工》、《笑面人》等主要著作全部读完，然后再读有关评价文章。刘勰说的“六观”，苏轼采用的“八面受敌法”，都是倡导多侧面多角度的感受、认识、分析、综合，这些方法也可借鉴。对于摆架子、故弄玄虚的文章我不愿意读，即使名家也不读。
　　你问我有何收藏？可以说一无所有。我们家族清末出过翰林，曾有不少书画作品。我家悬挂着彩色关羽像及何绍基所书楹联，写的是“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另有郑板桥和苏州毛文启的墨竹等等。1958年父亲病重，我回家探视，才知道在我参加革命后，家境困难，把所有的书画卖掉了。毛文启的墨竹因下轴裂开而保存下来。我把它带回北京。这幅画很大，用绢画成，构图非常生动。作家管桦同志画竹，要借了观赏。他说他常借观荣宝斋的作品，按时归还。他住在西四附近，一次，我到西四书店，顺便把画送给了他，但我请他代我重新装裱一下，费用由我支付。他答应替我办好。后来歌剧《红珊瑚》的作者之一单文同志画竹，也想观赏一下毛氏的作品。我到管桦家取，他搬家了，地址不详，墨竹至今没有还回来。
　　我认识的国画家不多，和黄胄同志一起开过会，与方增先、江继亿先生都有一面之识。方楠、张道兴、周永嘉、李宝林和楊列章等同志都一道工作过，但我未向他们求过画。有些油画家如葛鹏仁、王双贵、吕恩谊等同志都送过作品给我。现在，我家客厅里挂了著名油画家高泉同志的一幅油画，画的是风涛中的怒海，波诡云谲，气势恢宏，堪称精品。凡来我家的朋友都很欣赏。我专门写诗赞美，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高山易写海难绘，唯君才高笔生辉”。
　　对当前文艺作品如何评价？这是个大题目，我没有研究，不好评论。至于你所说的向“钱”看问题，这要具体分析。在商品经济时代，文学艺术趋向商品化有其必然性；有人为生存而写作可以理解。但完全出于商业利益制造出的产品，恐怕很难产生具有审美价值和道德力量的艺术珍品。不知然否？
我孤陋寡闻，上述答复仅是一家之言，如有不妥，请予指正。最后，祝阁下为作家撰写传记的工程取得成功。

　　　　　　　　　　　　　　翠微堂书简（三）

　　大扎敬悉。你想将拙作《碧雾港》改编为电影剧本，搬上银幕，非常感谢。你说“《碧雾港》对我军指战员和渔民的描写生动、细致，也很亲切；对敌人的刻划显得有些概念化。”这一评价是中肯的。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对敌方陌生，难写好。对我军指战员和渔民群众不同，我是了解的。多年来，我跑遍舰艇、场站、岛屿和渔村，与指战员、渔民在一起，受益匪浅，用句文雅的话，即思想感情得到了提高和升华。
　　我曾在快艇部队代职，经常跟部队一起出海训练。一次，进行夜间渔雷攻击。海上有雾，视距不良。靶舰在半链之内都看不到。凭雷达的搜索进行攻击。当科目完毕，艇上亮起舷灯时，在漆黑的海面上，鱼雷艇竟一艘跟一艘，井然有序，象雁阵一撩而过！
　　我还曾随部队远航，令人终生难忘。1962年，台湾当局采用“武装渗透”、“海上袭击”等方式，不断派遣小股武装窜犯大陆，诱逼渔民登舰，用请吃饭、看电影、送物品等手段，进行反动宣传，搜集情报，进行“心战作业”，非常猖狂。
　　为了打击蒋军的嚣张气焰，上级决定用炮艇拖带鱼雷艇长途奔袭。航行中天空飘着一层雾，海水象一块无边无沿的豆腐干，非常平静。不久，海涌象一条条堤坝滚来，鱼雷艇即扭秧歌了。水兵们知道来头不小，可能是太平洋某处掀起了风暴。我所在的三中队晕舷、呕吐的人越来越多。中队长幼年在东北当过马倌，什么样的烈马都能对付，在海上也久经锤炼，能驾驭大海这只烈马。一般风浪他不晕不吐。但这次也顶不住了，因为海涌太强，鱼雷艇象水瓢似地摇摆。我平素也不晕船，这次也吐得厉害，酸、甜、苦、咸，什么滋味都有。有的水兵吃一顿饭竟吐八、九次。中队长很坚强，他把呕吐叫做“发射”，说：“喂，你们发射完了吧？来，听我讲一个战斗故事……”
　　航渡中，敌机多次出现，但每次一露面，雷达手就把它抓住，枪炮兵立即使炮筒转向天空。不论干部、水兵，都顿时不吐了。坚守战位，待命射击。海涌可以摇撼艇身，却不可能撼动指战员的意志！虎因风生威，龙因云飞腾，人民水兵因博风战浪而顽强英勇！
　　在海上航渡了72小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中队长说：“我们这次航渡，等于古巴在吉隆滩打败美国雇佣军的时间。”部队没有休息，立即投入战备工作。被浪涌折腾过的指战员们，不再“发射”，又恢复了生龙活虎的劲头。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变得年轻、乐观，感到了生命的意义。
　　我到过不少海岛和渔村，还参加过渔村的“四清”。在与渔民交往中，同样学到不少东西。渔村在海岛上，国民党统治时期，渔民只靠抓鱼活不下去，有些人就跑到附近的城市挑煤，渔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那时是船漏水，蓬漏风，网漏鱼，衣漏肉。解放后，渔业生产有了很大提高，生活也有很大改善：造了新船，用上尼龙网，许多社员盖起瓦房。渔民群众，亲身体验了新旧两种社会,所以对新中国无限热爱。问问那些老渔民，哪个人没有一本血淚史？我的房东庞二虎，祖宗三代都是贫苦渔民。他十几岁时对伪保长恨极了，偷偷的把他家石磨用泥糊了起来。如今对于集体事业却一片赤心。有一年冬天，他张寒网回来，油布雨衣冻结得跟钢板一样，全身没有一点热气。刚换过棉衣，忽听得风起，望见船脱锚了，他立即跳进海水去拖，等船固定好上岸后，走不动了，不知几时脚被石头割破。后来社员们把他背回了家。还有一会，船卖了货，船老大提议每人分一元钱买烟吸。庞二虎坚决制止了。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确实成千上万，但是要熟悉了解他们，又要他们熟悉了解自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入城十几年来，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半年时间，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步对渔民发生了深厚的感情。群众所关心的事情自己也关心了，群众的喜乐和忧愁也成了自己的喜乐和忧愁。每当起风时，就记起在海上的渔船。后来离开渔村，拧开自来水管，又想起渔村缺水的情形。不论吃粮、种菜、打井、捕鱼，凡是群众所考虑的问题，也都挂在自己的心上。经过一段相处，群众对我们也给予了极大信任，说旧社会官家和渔民是“水一路，鱼一路”；如今是“干部社员一家人，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在生活上对我们非常关怀。有的老大娘晚上摸摸我们的棉被，问冷不冷；还说：“让你们操心受累，都瘦了。”在渔民心里，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人，而是他们的心上人。出岛开几天会，群众就三遍两遍的朝渡口的大道上遥望。通过与群众的结合，思想上确有很大收获。扯得太远了。对于你，这些可能都是“题外话”，但我因感受太深，一吐为快，请谅。
　　因有部队代职和参加渔村“四清”的经历，我才创作了这部长篇。写部队指战员和渔民时比较省力，顺手。困难的是写敌人。我很小参加革命，除了战争年代管过俘虏，从来没有接触过国民党部队，只能根据资料和影视作品中看到的情形加以想象和描写。凡这些章节都写得很吃力，不仅象你指出的有些“概念化”，有的人物甚至是脸谱化。所以我对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深信不疑。如果生活贫乏，想象力再丰富也很难生产精品。如果《碧雾港》能再版，我想对这些章节应进行大手术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