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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中 弗·维·阿格诺索夫  孙飞燕译

  2001年5月中旬,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师范大学语文系教授弗拉基米尔·维尼亚明诺维奇·阿格诺索夫先生来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学。期间,本刊主编余一中访问了阿格诺索夫,并同他畅谈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现将访谈录(俄文本经过阿格诺索夫认定)译文刊出,以飨读者。

  余一中(以下简称余):尊敬的弗拉基米尔·维尼亚明诺维奇,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已经结束。这十年充满了激烈的动荡和变革,充满了有趣而有益的探索。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回顾这段历史,比较客观地去评价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了。您能谈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文学的特点吗?

  阿格诺索夫(以下简称阿):我认为,九十年代文学的基本特点就是缺少某种占主导地位的趋向,缺少一个主要的和唯一的流派。这恰好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语--"百花齐放"。

  现实主义小说在继续发展。社会问题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与关于民族问题的哲理思考联系在一起。悲剧意味得到了增强。人类的存在主义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现实主义小说和诗歌中,这反过来又拓宽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甚至将后现代主义的手法也吸纳了进去。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实现了综合统一。结果,早先被禁止的,只为一个小圈子的人所知晓的后现代文学几乎占据了主导地位。

  余:文学就像农业一样,既有大年,也有小年,即成果很少的年份。通常它们是交替出现的。照您看,在俄罗斯文学中,九十年代跟以前的那些个十年相比,是大年还是小年?

  阿:我想,很难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九十年代的文学进程呈现了一种多样性。依我看,对于现实主义流派来说,九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一样都不是多产的年份。但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则是个相当丰产的大年:首先,俄罗斯读者有了了解那些早就在西方出版了的作品(例如尤·马穆列耶夫和弗·索罗金的小说)的可能性;其次,已经成名的作家和年轻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既包括小说家,也包括诗人)创作并出版了不少新作品。

  余:我注意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长篇小说一如既往,仍然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主要体裁。九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哪些目前在俄罗斯最为流行(如果可能,请举出六至十部最为流行的长篇小说的名字),它们好在什么地方?

  阿:这个问题仍然不是那么好回答。读者就像文学界一样,现在也出现了分化。对于那些读经典作品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维·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被诅咒和被杀死的》)和格·弗拉基莫夫的长篇小说(《将军和他的部队》)最有价值,也最为重要。刚刚传来消息,说俄罗斯国家奖金授予了弗·沃伊诺维奇的长篇小说《宏伟的宣传》。
 
  列·列昂诺夫的遗作长篇小说《金字塔》引起了与其说是读者的,不如说是评论家的兴趣,同时也引起了专家们激烈的争议。

  后现代主义的爱好者们喜欢的则完全是另外一些作家:安·比托夫(《普希金之家》,这是他很早以前写的,但为俄罗斯读者所熟知则是九十年代初期的事)、弗·马卡宁(《铺着呢子,中间摆着长颈瓶的桌子》和《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弗·索罗金(《定额》、《长篇小说》、《马林娜的第三十次恋爱》)、马·哈里托诺夫(《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安·谢尔盖耶夫(《集邮册》)、阿·阿佐利斯基(《笼子》)、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俄罗斯美女》和《可怕的审判》)、维·佩列文(《恰巴耶夫和虚空》)。颇为流行的还有阿库宁(这是著名的日本学专家格里戈里·奇哈尔季什维里教授的笔名)的七部总标题为《埃拉斯特·凡多林的奇遇》的长篇小说。普通读者把它们看作引人入胜的读物,而知识分子读者则把它们看成是风格上模拟老式侦探小说的后现代主义作品。

  我不想费力不讨好地去转述这些作品的内容。我只再说一遍,现实主义作家力求展示二十世纪的悲剧性,呼唤人道,虽然他们并不总是相信光明的成分会赢得胜利。列·列昂诺夫的小说描绘的就是人类的终结。看到这一点也就够了。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感兴趣的是反英雄,即从社会中跌落出来的人的形象,以及其跌落的原因。另一些作家则对人的心理乃至心理的病态表现出兴趣。

  余:俄罗斯的作家分成两派(或两个阵营)--传统派(又称爱国派)和改革派(又称民主派)。我总有一种感觉,九十年代好的文学作品大多出自后一派的笔下,而前一派中只有一个瓦连京·拉斯普京写出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不知道我的这个观点,确切地说是感觉,是否站得住脚。弗拉基米尔·维尼亚明诺维奇,您能否跟我们谈一下优秀的爱国派作家以及他们的优秀作品(如果有的话)?

  阿:关于存在着这样两派的说法,无论是在俄罗斯的评论界,还是在外国评论界都很流行。但我还是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觉得这种界定不够明确。我不认为,安·比托夫、安·沃兹涅先斯基或里·卡扎科娃要比瓦·别洛夫、尤·邦达列夫或尤·库兹涅佐夫少一点爱国心。顺便提一句,尤·库兹涅佐夫很难被归入到传统诗人之中。照我看,对优秀作家的划分是建立在另一种基础上的,即建立在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不同认识上。一部分人认为,国家应一体化到世界大家庭之中,最低限度地保持民族特征;另一部分人则主张走完全独特的发展之路。这种争论可追溯到十九世纪,那时"西欧派"(别林斯基、屠格涅夫等)和斯拉夫派(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父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这一派)互相争吵。这种分野并无什么坏处,只是近几十年,这种区分带上了集团敌视的形式。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各自正统的教条主义者(通常,这是些平庸无能,却渴求得到荣誉和赞扬的人),对这些人来说,只有"自己人"和"异己者"之分。所有的"自己人"所创作的都是好的,"异己者"所创作的都是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指责"异己者",认为一切罪孽都是他们犯的。唉!斯拉夫派的继承者们就比较经常地使用这一方法。对他们来说,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是不爱国的,是民族利益的叛徒,是美国(或以色列)的走狗。所有这一切都酷似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时期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给文学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正如上海一位很聪明的,对俄罗斯文学的种种问题非常了解的教授所说,在新斯拉夫派的阵营里教条主义占有优势,这是因为那里才华耗尽的(或本来就没有才华的)作家太多了。

  尽管如此(再回到您的问题上来),在那个阵营里仍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大师。首先,正如您自己说过的那样,瓦连京·拉斯普京就是一位。接下去我要提到的是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虽然俄罗斯作家协会里的教条主义者们更经常地称其为离经叛道者,就差没叫他叛徒了)。尤里·波利亚科夫的作品虽然参差不齐,但却很有意思。诗人中,尤里·库兹涅佐夫很突出。我不会像肯定拉斯普京那样完全地肯定他们,但他们的才华却是勿庸置疑的。这个阵营里也有出色的评论家。前不久去世的瓦季姆·科仁诺夫的作品充满灵感,且很有说服力;肖洛霍夫研究者奥西波夫和评论家、文艺学家恰尔马耶夫的学术著作读来也很有意思。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杂志《明天》的主编,我对他不光是不感兴趣,甚至是有些讨厌。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无疑是一位天才的政论家。

  余:三年前,谢尔盖·丘普里尼在我校做关于九十年代俄罗斯文学的学术报告时说,"无所顾忌"的新一代作家的出现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良好标志。当时,他提到了佩列文这个名字。您如何评价佩列文这位作家?除了佩列文,还有哪些作家是属于"无所顾忌"的一代的?

  阿:我担心,这个问题我会谈得很主观。佩列文的早期小说(寓言体中篇小说《昆虫的生活》)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但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和虚空》我无法理解。也许,这是我所受教育不足的缘故吧。不过,佩列文可有许多崇拜者呢。时间会证明,谁是正确的。他那个流派中还有其他作家,例如萨沙·索科洛夫、尤里·马穆列耶夫和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索科洛夫的长篇小说《帕利桑德里亚》的主人公--帕利桑德尔·达里别尔格,是拉夫连季·贝利亚的侄孙,格里戈里·拉斯普京的孙子。这种选择说明了历史的相对性。对于索科洛夫来说,这种相对性意味着书中讲的不是一连串的相互关联的事件,而是一些事件的偶然交叉。整部小说是对历史故事、回忆录、色情小说的讽刺性摹仿。达里别尔格的爱情奇遇和关于"克里姆林宫的秘密"的故事合为一体。尤里·马穆列耶夫的兴趣范围包括神秘的发现以及"对人的灵魂中所隐藏的那些内在深渊的揭示"(《发自虚无的声音》)。评论家称他为超现实主义者,但他自己却认为他非常现实,他的笔法源自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古勃和别雷。在这位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中,有与怪诞的阴间有联系的人(《把我的头压下去》),有对死亡怀着病态好奇的怪人(短篇小说《早晨》里的瓦西里·尼雷奇·科什马里科夫像盼望过节一样盼望着别人的死亡;短篇小说《斯宾诺莎的最后标记》里的医生内里娅·谢苗诺夫娜在给病人做病危结论或观察病人的死亡时会感到欣喜)。尤里·马穆列耶夫的长篇小说《流浪者》中的主人公费奥多尔,松诺夫、佩尔、约翰和伊戈列切克欣赏一切生命被消灭的情景,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上帝。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在其短篇小说《竞赛》、《季节的发现》、《谢尔盖·安德列耶维奇》以及其他的小说中将苏联文学的典型文本与超现实主义的结尾结合了起来。他的长篇小说《定额》和《马林娜的第三十次恋爱》就本质而言,是语言的游戏:按作者的构思,读者因不能被连接在一起的语言成分被连接在了一起而感到愉悦,这些语言成分包括报刊词汇、十九世纪俄国经典作品中的语言、年轻人的俚语、知识分子的语言、黑话,甚至还有骂娘的脏话。

  余:回顾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这半个世纪里有过两个重大的变革时期:五六十年代的"解冻"和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把这两个时期做一番比较,我们可以相对地把第一个时期称为诗歌时代,而把第二个时期称为小说时代,因为在第一个时期的文学中诗歌非常繁荣,而到了第二个时期,诗歌的声音显然喑哑了许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坛上,优秀的诗人想必依然在活动,在创作。请谈谈优秀的俄罗斯诗人。

  阿:当代俄罗斯诗坛并不缺少天才。首先,我要说的是"白银时代"的最后三位代表人物:不久前去世的阿·塔尔科夫斯基以及现仍健在的谢·利普京和尼·莫尔申(顺便提一句,俄罗斯最近首次出版了这位杰出诗人的诗集《更加不自由》)。阿·塔尔科夫斯基的诗歌延续了阿克梅派的传统。谢,利普京的创作延续的则是经过二十世纪末的熔炉重新熔炼的白银时代传统。

  "彼得堡诗派"诗人的诗充满了崇高的伦理和哲理思想,这些诗人即约·布罗茨基的追随者叶甫盖尼·莱恩、维克多·克里武林、叶莲娜·施瓦尔茨等。

  我已经提到过尤里·库兹涅佐夫的名字,他在自己的创作中融合了谢·叶赛宁的基调和先锋派诗歌的成就。

  昔日的地下诗歌正在积极地发展着,这派诗歌通常将反对苏联意识形态教条的政治对抗与美学对抗联系在一起,它拒绝与生活相类似,摒弃诗应使所有的人能读懂的原则,不去做形式创作上先前被禁止的事,也不去做文字游戏。所谓的"利安诺佐沃诗派"(因莫斯科州的利安诺佐沃镇得名,诗人兼画家、哲学家叶·克罗皮夫尼茨基曾住在该镇,他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的作品就是这样,伊戈尔·霍林、弗谢沃洛德·涅克拉索夫和不久前过世的亨里希·萨普吉尔都属于这一诗派。

  还有一个诗派叫概念派。这一流派的作家们坚信,世界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他们认为,世界是相对的。我指的是吉穆尔·基比罗夫和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普里戈夫。普里戈夫塑造了超级正面主人公的滑稽形象(俄罗斯诗歌中反常规地在名字后加上父称的做法就是从此开始的),这个人貌似聪明,说出来的却不是蠢话,就是俗话。

  活着的经典诗人巴黑特·肯热耶夫、谢尔盖·冈德列夫斯基、阿列克赛·茨维特科夫、尤里·库布拉诺夫斯基、列夫·洛谢夫走的是一条非常规的道路。他们依据古典诗歌的经验,试图"重建文化",努力于复兴被破坏的和谐。

  余:六七十年代活跃着万比洛夫、罗佐夫等一批天才的剧作家。在改革初期的俄罗斯,人们还经常谈论沙特罗夫的戏剧。现在我们很少听到有关现阶段俄罗斯戏剧的情况。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俄罗斯主要的剧作家以及他们的主要作品?

  阿:首先,维克多·罗佐夫仍然在写作。他最近的作品有《松鸡之巢》,《小猪》,《主人》,这些作品讲述的是停滞时期和当前人们的精神疾病,其中谈到了有关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概念是如何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的,小市民对于"威望"的畸形理解又是如何确立起来的。

  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在其剧本《爱情》、《行板》、《音乐课》和《科伦宾娜的住宅》中描写了当今世界中人的孤独处境。

  世界就是疯人院,就是"傻瓜的生活",在这里惯常的联系被扯断了,人们的行为令人啼笑皆非,不合逻辑,场景光怪陆离,这种感觉是萨杜尔(《奇妙的娘儿们》)和卡赞采夫(《叶夫格尼娅的梦》)的先锋派戏剧所固有的。

  正如我的同行格罗莫娃教授所说,今天,"新的一代,'新的浪潮'进入了戏剧创作领域。一批年轻的当代剧作家(科利亚达、阿尔巴托娃、乌加罗夫、热列兹佐夫、格列米娜、德拉贡斯卡娅等)已经涌现出来……"这些年轻人与其说是在抨击使人扭曲的环境,不如说是在审视被扭曲的人的痛苦,迫使人们思考"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活下去和挺起身来的可能性。这些剧作家是一支"由爱心指挥的希望小乐队……"

  余:早在九十年代初阿·拉蒂宁娜就说过,俄罗斯的本土文学和域外俄罗斯文学已经汇合到一起了。侨民文学已经不复存在。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您作为《俄侨文学(1918--1996)》一书的作者,如何评价俄侨文学对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学进程的影响?您是否能给我们简要地描述一下俄罗斯文学的这两支,即国外一支和国内一支相互作用的机制?

  阿:我赞同阿·拉蒂宁娜的说法。现在还生活在国外的那些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发行得很广。进一步地说,六十至八十年代流亡出去的作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俄侨作家,他们有别于他们的先辈。他们写反苏的作品,发表与国内流行的观点相反的意见,但写作的体裁和传统都与苏联作家一样。他们既没有白银时代文化的经验,也没有深刻的宗教世界观,而这些在第一代和第二代侨民却是固有的。

  至于谈到您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我并不认为俄侨文学对苏联作家产生过影响,因为对于生活在俄罗斯的作家们来说,铁幕事实上是不可穿透的。域外的俄罗斯文学延续了宗教-精神探索这条线(而这条线在苏联文坛是不受尊重的),但这是另一回事。可以说,侨民作家的探索和米·布尔加科夫、鲍·帕斯捷尔纳克的探索以及安·普拉托诺夫的部分探索是相合的。所以当出现可能性时,这两条线就汇合在一起了。

  余:您曾主编过《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这套教科书,这套书目前在俄罗斯的中学里广为采用,新近在我国还出了中译本。我注意到,您列出的俄罗斯重要作家和苏联时期课本里的不太一样。您能否谈一下,为什么这样做吗?您的这套书出版已有好几年了。现在,您认为哪些作家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是第一流的?

  阿:首先,请允许我借用你们杂志的版面来表达我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感谢,对白春仁教授本人及其学生、年轻的中国翻译家们的感谢,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才使我们的著作能为中国公众所知晓。杰出的中国画家、俄罗斯人民的好朋友高莽先生为我们的书画了插图,这也使我们深感荣幸。

  现在我们来谈谈您的问题。并不是教科书的作者,而是时间将所有的作家安排在了他们各自的位置上。在我们教科书里勃洛克、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肖洛霍夫,特瓦尔多大斯基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另外,在重要作家中又增加了一些过去被认为走的不是苏联文学"康庄大道"的作家:普里什文、米·布尔加科夫、尤·特尼亚诺夫、普拉托诺夫、索尔仁尼琴。他们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一个文学流派。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布宁、格·伊万诺夫、纳博科夫、伊·叶拉金等过去是不入教科书的,尽管他们的创作不仅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而且也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后,书中还写到了一些作家,他们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才步人文坛,因此未能被写进苏联的教科书中。例如瓦·拉斯普京、尤·特里丰诺夫,法·伊斯康德尔。他们中的每一位的出现都是重要的文学现象。我们用了专章来写他们。而对于许多为文学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却没有自己的文学派别的作家,我们只在综述章里介绍。

  余:现在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了。您能否根据俄罗斯文学的现状对俄罗斯文学做一点预测,即谈一谈俄罗斯文学的未来、它发展的主要趋势、它与外国文学和文化的互相影响(顺便提一句,我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与前一个十年相比,更多地借鉴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里的精神价值)?

  阿:猜想与预言对学者来说是危险的事。所以请允许我只回答您问题的第二部分。对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的兴趣,并不只是近年俄罗斯文学的特点。早在二三十年代普里什文就写了他的杰作《人参》,作品中有两位主人公,其中一位是睿智的中国猎人,名叫卢文,另一位是个俄罗斯人。对阿尔谢尼·涅斯梅洛夫、阿列克谢·阿恰伊尔、瓦列里·佩列列申等一大批杰出的俄罗斯侨民作家来说,中国是"温柔的继母"。俄罗斯刚刚出版了一本大部头的诗选《旅华俄罗斯诗人》。其中既收录了佩列列申的中国古代诗歌经典作品的精彩译文,也收录了他的以下诗句:

  我用宽阔的胸怀爱着天下所有的国家,

  但只有对你,俄罗斯,我的爱超过了

  对中华。

  伊·布宁,鲍·波普拉夫斯基,尼·古米廖夫和安·阿赫玛托娃都曾受过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今天,阿纳托里·金和奥·叶尔马科夫也受到了它们的影响。我带的中国研究生在居住在遥远的加利福尼亚的俄罗斯诗人尼古拉·莫尔申的诗中找到了佛教的痕迹。看来,这样的情况还会增加。

  我们谈的时间够长了。请允许我感谢您对俄罗斯文学的关注,感谢您提了这些准确而又内容丰富的问题。如果我的回答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中国的读者们更深地了解俄罗斯当代文学进程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的。谢谢!

                        [译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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